安妮·弗兰克四岁时，就体验到了人生的残酷。那年，希特勒上台，在全德境内掀起反犹排犹浪潮。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个犹太人，为了家人的平安，他带着全家迁居荷兰。他们在荷兰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但灾难再次降临：1940年5月，荷兰沦陷于纳粹德国。奥托意识到，他们要么立即迁移，要么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可是整个欧洲都已卷入了战争，大半地方沦陷，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呢？于是他决定躲藏起来。奥托在荷兰的这几年与丹恩合伙做生意。他们的营业所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偏僻的地方，面对运河。营业所楼上有几间废弃的房间，被称为“附属建筑”。奥托认为躲在那里不太容易发现。
1942年，预料中的厄运终于降临：奥托·弗兰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没有走，立即带着全家人住进了“附属建筑”。接着，丹恩一家和一名犹太人医生也住了进来。这样，他们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黑人”生活。他们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制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动。总之，他们必须对外抹杀自己的存在，不能发出任何声响，晚上也不能点灯。他们和外界仅有的联系就是奥托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他的四个正直勇敢的雇员，他们给奥托等人偷运来食物和书报。
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生活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压抑、寂寞、苦闷、忧郁使得“附属建筑”里的居民们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争执与吵架——却又只能是压低了声音地吵——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内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于生性活泼、开朗好动的13岁姑娘安妮？安妮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当然不会跟父母吵闹着要出去玩，于是她开始写日记。这本日记还是父母送给她的14岁生日礼物呢。安妮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动、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独苦闷心情。当然也包括“附属建筑”中的日常生活，她和这个临时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如何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可以看到一个少女对纳粹分子摧残、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只被折去翅膀的小鸟，在一片黑暗中飞翔，却碰在了囚禁她的笼子上。”安妮写道。
同时，人们还可以在日记中看到，安妮是如何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骚动与渴望，心理压抑的郁闷与苦恼，初恋的甜密与颤栗，都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的记载。
这些日记被保存下来并出版，完全是由于一种偶然。安妮的日记写好后，被允许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1944年8月4日，当纳粹警察突然搜查并逮捕“附属建筑”的居民们时，他们只顾抢掠钱和珠宝，日记被弃置在楼板上。几天后，奥托的助手冒险偷偷回了一趟“附属建筑”。她看见了安妮的日记，决定把它保存起来。
1945年，幸存的奥托·弗兰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记交给了他。奥托读着女儿的日记，不禁老泪纵横。女儿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过去，他太忽视她了，日记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他却从没想到去读读它，没想到去理解女儿丰富复杂而纯洁无瑕的内心世界。如今却是物在人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忍不住抄了一些给母亲和一位密友。没想到这位密友把它推荐给了一位现代史教授。教授立即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在报上撰文推荐和评论它。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遗愿——她在日记中表示了希望有机会出版日记的愿望，在朋友的帮助下，题名为《附属楼——安妮·弗兰克日记》终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继出版。各国读者反响热烈，人们给奥托写来了信，寄来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在安妮生日时送来许多鲜花。奥托不得不歇业在家，专门处理各地来信。这些信中，有的对奥托表示同情与慰问，有的对安妮不幸早逝表示悲伤，更多的人表示了他们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制造种族迫害，造成像安妮这样的小姑娘芳华早谢的愤怒与谴责。
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德国是制造这场人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战后几年中，德国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本质，却总是收效甚微。然而，这次，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当根据安妮的日记改编的剧本《安妮·弗兰克》在德国众多城市上演后，德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一位评论家说：“《安妮·弗兰克》一剧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使观众理解了历史。我们观看这出戏就像观看一份用最谦卑而可怜的措辞写的控诉书，控诉那些人丧失人性。没有人因我们是德国人而谴责我们，我们自己谴责自己。”一位过去的纳粹党员来信说：“我曾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但直到那天夜里看这出戏前一直不知道纳粹意味着什么。”
安妮被埋葬在贝尔森集中营的万人坑。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举行悼念活动。一位17岁的中学生的话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
“安妮如此可悲地结束她的生命时，年龄比我们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为有人决定灭绝她的种族。决不能让我们的人民中再出现这种非人道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