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符经》全称为《黄帝陰符经》,是否真的是黄帝所著,已经拿不出可靠的证据。于是,小雅便立足于《黄帝四经》的用词造句以及文法来分析,从而判断该文是否为后人假托黄帝之名成就个人之业。因《黄帝四经》是近年发掘并考古后认定是黄帝年代之物,所以如果从这方面入手,或许可信度要大一些。下面我们先看一下《陰符经》原文,幸好那时的文章都不长:
上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乎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一性一,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一性一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一奸一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中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下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一性一余,至静一性一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胜,我以不奇期胜。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胜。陰陽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陰陽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于象矣。
从文体上来看,战国时代的文章,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动则几十万字,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以《陰符经》无论是句法还是文体上来说,都不可能是战国甚至战国以后的作品。即使是春秋末、战国初如老子、孔子、墨子时代也不可能。因为这时的文章句子已经较长,而不象《陰符经》主要以4字为主,长句虽有,但多以结论为主,这一特点一定是春秋以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周易》、《诗经》这一类东周早期作品中明显看出。
上面的分析排除了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后,小雅基本上判断是西周至春秋这一段时间的作品。有人怀疑是否为周以前比如商朝或更前的作品呢?基本不会。因为从文中的句子来看,很明显这是与道家一脉相承,例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自然之道静”等。
仅凭道家相关为什么可以断定是西周至春秋呢?这是因为在西周至东周,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相互影响,一种是北方文化,也就是文武周公一直至孔子的儒家文化为传承;一种是南方文化,也就是延袭黄帝乃至老庄一派的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以仁义为本制定出一套称之为“礼”的行为规范,是属于形而下的人文体系;而道家文化则是以天地大道为本,研究形而上的思想体系。前者是中原尤其以齐鲁为代表,后者是以楚为代表。《陰符经》显然不是讲人们的行为规范,而是讲人的行为背后,那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在发挥着关键作用的道。
《陰符经》同时还存在着周文化,那就是《周易》的思想很多。例如:“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三盗既宜,三才既安”、“陰陽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于象矣”。从“八卦甲子,神机鬼藏”这样的句子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周公时代的《周易》,而是春秋时代的的周易,为什么这样说呢?
研究过易经的细心人或许知道,《周易》这个系统并不使用天干、地支这一套完整的系统。虽然《周易》的卦辞中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和爻辞中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的句子,但这决不是用干支来推导卦象。天干地支系统要远早于八卦的产生时间,大约比伏羲要早至少一千年以上的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开始,干支就已经基本成型,而八卦则是伏羲之后的事了。而将八卦与干支混用则至少要到春秋才开始。
以上分析稍有点证据不足之嫌,有人就提出疑问,道家起于老子、儒家起于孔子,而你为什么又否定该文章是在老子、孔子之后呢?道家起于老子,是因为老子所著的《老子》一书,非常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道家的思想;而孔子弟子三千,他所阐述的儒家思想也是从这时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切并不是说老子和孔子之前就没有道家或儒家的思想。例如,鬻子是周朝立国时三代帝王师,他所著的《鬻子》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上文提到的《黄帝四经》也是道家思想。子产比孔子年长,他的治国思想主要也是儒家而不是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