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卫中行书》参考译文
（卫中行，字大受，是御史中丞卫晏的儿子，唐德宗贞元九年进士。韩愈起初跟从董晋到达汴州，然后又跟从张建封到了徐州，董晋、张建封二公刚死不久军中就都发生了叛乱，卫大受很高兴韩愈摆脱了灾祸，就写了一封书信送给韩愈。韩愈后来寓居东都洛一陽一，就又写了下面这封书信送给卫大受，述说他在洛一陽一隐居不仕的情况。）
大受足下：承蒙来信问候，你对我的情意太深了，然而你所称述的道理太过于盛大，难道你所说的是故意引导我，想让我达到这种程度吗？实在是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就把其中的道理比较接近我实际的选择一二条拿过来劝勉自己吧，那么从一交一 友忠诚的角度看，也不至于让我走向您所教导的对立面，能让我慢慢接近您的要求。这也是我心中所喜欢的，虽然我可以不知疲倦地尽力去做，却不敢自谓有这个能力。实在是不敢当，不敢当啊！
至于想急于得到富贵把救世作为自己的事业，那都是圣贤要做的事业，知道他们才智上能谋划，能力上能够足可胜任。像我这样又怎么能做到呢？起初我们相识的时候，我正很贫困，衣食要从别人的手里得到（意思是在别人的手下工作）；其后我们又在汴、徐二州相见，我都是给别人做从事的小官职，虽然每日每月有所收入，与之前相比，富裕了大约百倍，但是您看我的饮食穿戴，有什么不同变化吗？既然这样，那么我的志向，或许不是为此而热衷、努力，我耿耿不忘入仕、做官，也是想将自己的小志向能在圣贤的大志向中实行埃这不是很容易就能马上说清楚的。
大凡祸福吉凶的到来，好像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一般地说，君子得祸是不幸，而小人得祸是很经常的；君子得福是经常的，而小人得福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说“君子就一定吉祥，小人就一定不吉祥”，那是不可以的。贤与不肖决定于自己，贵与贱、祸与福决定于天，个人名声的善恶决定于他人。决定于自己的，我将尽力去做；决定于天、决定于他人的，我将听凭上天、他人而不采用我个人的能力，我所坚守的，难道不是简单而容易实行的吗？您说：“命运的困厄与显达，都是自我为之。”我恐怕不赞成你说的道理。所以，您援引前世的观点来向我讲述道理，那是可知的；如果说把道德作为自己的责任，命运困厄与显达的到来，这些不符合我的心志，那也是可以的。
我所居住的地方很荒凉，草木茂盛繁密，出门也没有驴马可骑，于是就与人断绝了来往，自己一个人在室内，自相娱乐。您很高兴，说我又摆脱了祸乱，不应当安于环境而居、依恋来此。
（石大任说：“韩愈认为贵与贱、祸与福决定于天，按照我的观点，说贵与贱决定于天可以，说祸与福决定于天，那就不可以了。我认为，祸与福在于自己的努力程度。《孟子》说‘祸与福无不是自己努力、追求的结果’，这不是说祸与福都决定于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