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一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一操一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一宠一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一心一所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一浪一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一精一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一毛一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一毛一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一毛一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一爱一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一性一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一性一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一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一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一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一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一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一宠一。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一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一操一，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一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