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郑芝龙降清
郑芝龙既已决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岭的军队，使清军得以顺利进入福建；接着又谎称“海寇”侵扰他的故乡安平，在八月间率部返回泉州①。九月十九日，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福州②。郑芝龙的引狼入室是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归降的诚意，即如他在给清廷的题本中所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③但他还摸不清楚清朝将给他多大的官职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带，作为向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清军统帅博洛将计就计，一面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等统兵直一逼一南安，显耀清朝兵威；一面让泉州乡绅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福建晋江人，同郑芝龙关系密切）写信招降。郑芝龙很不高兴地说：“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一逼一也！”①博洛装模作样地“切责”了富拉克塔，下令把军队后撤三十里，另外派遣内院学士额色黑等二人持书信到安平面见芝龙，信中说：“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②郑芝龙阅信后决定前往福州，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战略眼光。郑成功和郑鸿逵既然无法改变郑芝龙投降清朝的决定，特别提醒他亲自前往清军大营所在的福州风险太大，不可轻率行一事。然而，郑芝龙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何况，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更使他驽马恋栈。他不听劝告，带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①。见面之后，博洛伪装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样子，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欢饮三天之后，博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芝龙心知中计，但已经轻入虎一穴一，随身所带士卒被安置于别营，自己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一布了。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记载道，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于次日在洪塘聚会，去了之后，“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聚立而嗫嚅者几及百人。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次黄跨千（黄鸣骏字），又次余公诚，余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阁老乎？可随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亦与焉。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于是诸人哄然而退，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①。“神龙失势，与蚯蚓同”，不管郑芝龙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一精一兵，就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①这样，郑芝龙在清军严密监护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一精一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②。这段情节后来在郑成功致父书中有一段描写：“当贝勒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词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返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③
博洛回京之前，确实利用了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④。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劄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①。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三月“□（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②，即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③，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郎、黄廷、洪习山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④。顺治五年李成栋反清复明，他们收到郑成功从鼓一浪一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
① 《台湾外纪》卷二。
② 《思文大纪》卷八记：“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从北门而入。”
③ 《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页。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三。
② 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十五页。他书记载文字稍有出入。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郑成功给其父郑芝龙信中说：清廷所许“四府竟成画中之饼，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六十八页，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
① 日期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① 华廷献《闽海月纪》，卷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八《附闽事纪》，文字略有不同。按：据华廷献记载，博洛胁带郑芝龙等“拔营起行”似在白天，与他书记载半夜有所不同。
① 《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②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页有顺治四年四月“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说明是时尚未授职。顺治五年八月授一等一精一奇尼哈番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直到顺治九年八月郑芝龙给清廷的奏本自署官衔还是“厢黄旗正钦尼哈番”（即镶黄旗一精一奇尼哈番），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三页。谢国桢《南明史略》云，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清廷“只封他为同安侯，叫他住在北京”（第一四二页）。按，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在顺治十年五月，目的是为了招抚郑成功，上距郑芝龙降清已过六年有余。
③ 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十二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施郎（后改名施琅）、黄廷和副将洪习山在顺治四年十月参加进攻增城的战役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三九页，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清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
② 鲁可藻《岭表纪年》。
③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提督总兵官李成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一页。
④ 施福曾给清廷上疏奏报“剿抚粤寇之绩”，疏中自称“总督广东陆师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罗王（即博洛）发与佟养甲、李成栋酌用。今据自称总督，且广东经制久行佟养甲议定未到，应令将施福并议于经制之内，报部覆可也。”（顺治五年闰四月兵部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A8—92号。）从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对自己功绩、地位的评价和清廷的冷遇。
第二节郑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①。1624年（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郑成功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②，七岁以前随母居住日本。1630年（崇祯三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给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一些史籍记载1644年郑成功曾经入南京国子监，拜读于钱谦益门下，大木即为钱氏所赐字，如黄宗羲《赐姓始末》记：“朱成功者，郑芝龙之子也，母为夷女，初名森，弘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名，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③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就读以及同钱谦益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①。明朝末年武将跋扈的情况虽然已经司空见惯，但武官重视子嗣文化教育的风气并没有改变。因此，郑芝龙延请了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异国归来的儿子在崇祯十一年五月通过了考试，成为泉州府南安县学的一名生员。他少年时读书的朋友有惠安县生员张若、晋江县人杨于两。“郑成功为诸生时，每自南安来惠（安），主若濠濮斋，论文赋诗，风雨联一床一，不稍间也”②。杨于两是成功妻家董■先的表侄，刘献廷曾听杨于两亲口说过“于两与赐姓（即成功）幼同笔研”③。1642年（崇祯十五年）郑森十八周岁，曾往省会福州参加乡试④。当时他父亲郑芝龙已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灸手可热”。郑森也完全是一副贵公子的派头，“自泉入福，邮传馆舍皆有司备设。及入棘闱（即考场），监临交遣小吏诣号舍致寒温，预选同舍生代为起草。珍果佳肴，络绎传送。森竟日饮啖而已。漏下便已出闱，传呼归馆舍，共赫奕如此”。福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得不顺眼，不让他中举。次年（1643）二月岁考，尽避文章写得颇通畅，仍被郭之奇评定为二等，不得食饩为廪生①。
隆武帝即位之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一事”②。这一殊荣自然也具有笼络郑芝龙的意图。郑森自称和被称为朱成功、赐姓、赐姓成功、国姓成功、国姓爷、郑成功都是由此而来。
这里，有必要谈谈郑成功在隆武年间的军事活动。托名黄宗羲撰《郑成功传》里不仅说他“意气状貌，犹书生也”，而且说郑成功在整个隆武时期“虽遇主列爵，实未尝一日典兵一柄一”③，并不正确。郑成功在1644年以前只是一个书生，如果没有在隆武年间（1645—1646）的亲身军事经历，到朱聿键被俘、郑芝龙降清后他即便有志恢复，也很难仅凭世家子弟的身份在短期内组织起一支有效的抗清武装。据《思文大纪》的记载，郑成功至迟在隆武二年初春就已弃文就武，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隆武二年（1646）正月，奉命“领兵出大定关”。（卷四）
三月，因郑彩逗留不进，被革去永胜伯、征虏大将军职务，“敕国姓成功招致郑彩逃兵，毋得令其惊扰地方百姓”。同月，“催国姓成功、辅臣傅冠速出分水关，以复江省”（卷五）。
四月，在给军师蔡鼎的敕谕中说：“朕原速期幸虔（江西赣州府），以迎兵未至，故调国姓成功、辅臣冠，护驾前往。今于华玉兵已至；又虔中迎疏叠来，则国姓、辅臣正可用力湖东，不必调到湖西。东西并举，朕亲节制于虔，江省之复可必。著国姓、辅臣速约各镇鼓锐前进，铅山告警，必行兼顾，以巩崇关。”同月，敕谕御营内阁：“国姓成功巡关回来，迎驾暂至邵武，相机出关。”“新抚永安、沙县山寇头目一万一十三名隶陈国祚标下，听国姓成功节制。”“国姓成功请给新到官兵月饷。上令于邵武近处另给，该部行文去。”“谕国姓成功曰：兵、饷、器三事，今日又有手敕，确托卿父子。兹览卿奏，言言硕画，朕读之感动，其总理中兴恢御兵、饷、器甲，统惟卿父子是赖。银关防准造，即以此为文，造完颁赐，以便行一事。”“敕行在兵部：‘国姓速令郭焘守住永定，调陈秀、周麟、洪正、黄山速速往救赣州，杀退清兵，保安赣州。有功重叙，有失重罚。’”（卷六）
五月，“敕国姓成功兼顾大安关，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骑突入。铣器火药，即令二部给发”。（卷七）
六月，“命国姓成功亲到漳、泉，一精一募兵将，立助恢复，期限二十日即来复命”。同月，“给国姓成功五月兵饷”。（卷八）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记载，郑成功在1646年三月要求回安平看望久别的母亲，隆武帝准假一月，从三月起到郑芝龙决意降清都未述及郑成功在军中的活动，似乎他这段时间都留在家乡。实际上，江日升的记载可能有不少遗漏。郑成功因母亲翁氏于上年秋天从日本接回福建南安①，他思母心切，又听说翁氏患病，请求给假一个月回安平镇探亲。隆武帝为照顾其母子一团一聚，在六月间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这个月初清军已经大举攻入浙东，形势骤然紧张，因此限以时日，并且让他顺便在漳州、泉州二府召募兵将，赶回行在延平。郑成功探望母亲以后，虽然未必招募了多少兵将，但他本人确实返回了抗清前线。据王忠孝的记载：他应隆武之命，“八月抵福京，晤诸公，商榷时艰。望后（十五日以后）登舟溯流而上。距行在（指延平）仅二程，清骑已乘虚而入。赐姓公（即郑成功）交锋不利，率师南下，遇余于舟次，语余曰：‘上已先四日行，剑南皆北骑，公将安之？’因拉余旋福京，订举事”①。
可见，至少从隆武二年正月起，郑成功一直亲履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这为他后来独树一帜，领导东南沿海声势浩大的抗清活动奠定了基础。
据史籍记载，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时曾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②他在叔父郑鸿逵支持下，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一婬一掠，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一奸一污，愤而自缢，其时为十一月三十日③。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清兵饱掠而归后，他回到安平，料理了母亲的丧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翁氏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从此开始了他独挡一面的长期抗清斗争。有的文献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功“携所著衣巾，焚于南安文庙，仰天欷嘘，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再拜而去。与所善陈辉、洪旭等九十余人，收兵南澳，得数千人。”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1647年“时赐姓谋举义，而兵将战舰百无一备，往南澳召募。闻永历即位粤西，遥奉年号，称‘招封大将军罪臣’，有众三百人，于厦门之鼓一浪一屿训练，委黄恺于安平镇措饷。识者知大可与有为，平国旧将咸归心焉。”“八月，以洪政、阵辉为左右先锋，杨才、张进为亲丁镇，郭泰、余宽为左右镇，林习山为楼船镇。进兵攻海澄，扎祖山头。数日，援兵至，洪政中流矢，与监军杨期潢俱死之，遂退兵。会定国公进攻泉州，列营桃花山。清提督赵国祚率数百骑冲营，张进、杨才迎战；定国遣林顺等夹攻，大破之。别遣水兵破溜石炮城，斩参将解应龙，军声大振。泉绅郭必昌之子显欲内应，国祚杀之，灭其家；并系故相黄景昉等。国祚酷虐，泉民不敢喘一息。九月，漳州副将王进率兵来援，围解。”②这一战役在清福建提督赵国祚（时驻于泉州）顺治五年八月初六日揭帖中也说到：“至六月间，建宁失守，汀、漳梗阻，延、邵悬绝，福、兴警报鲜闻。而泉州又有投诚郑芝龙胞弟郑鸿逵伪称定国公、郑芝豹伪称澄济伯，其子郑成功伪称朱姓，兼郑氏亲戚各称贼首文武等衔，俱不思天命久归真主，妄冀恢复。……”八月，郑鸿逵等乘船而至，“联络山寇”进攻泉州。九月初三日攻克溜石，防守参将解应龙等官兵溃亡。二十一日，赵国祚密调漳州副将王进抵泉，内外夹击，郑军失利，二十八日收兵乘船入海①。
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同郑芝龙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初期，他们的力量并不大，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也逐步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① 郑克塽撰《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作“曾祖母翁”，见《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百页。其他中国文献也均写作“翁氏”；日本文献作田川氏。一种说法谓成功母是归化日本的泉州冶匠翁笠皇从日本人田川氏领来的养女，参见《郑成功全传》，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三十七页。
② 参见何廷瑞《日本平户岛上有关郑成功父子之资料》，台湾淡江学院1977年版；上引《郑成功全传》作“诞生于日本平户河内浦千里滨”。美国司徒琳著《南明史》英文版第一一八页说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文本第一○四页竟将郑成功误译为郑芝龙。
③ 见《明季稗史》正编卷二十一。
① 民国九年修《郑氏宗谱》记郑芝龙有五个儿子，长子森下一注“翁出，太学生，应袭锦衣卫副千户”，郑森条下没有记载这件事，《郑氏家谱》所记相同，均见《郑成功族谱三种》。明代对有功官员常给以“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的奖励，但其子弟并不一定入监为太学生。崇祯、弘光时为聚敛钱财曾经强迫富户给子弟纳银入监，使国子监的名声很坏。郑成功是否真到过南京国子监就读，尚有疑问。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延平二王遗集》相传为郑成功、郑经父子的作品，集中所载郑成功诗有三首涉及钱谦益：《春三月至虞谒牧斋师》、《同孙一爱一（谦益之子名孙一爱一）世兄游剑门》、《越旬日复同孙一爱一世兄游桃源洞》，并有钱谦益门生瞿式耜评语。但是，在钱谦益、瞿式耜著作中尚未得到证明。
② 嘉庆八年《惠安县志》卷二十六，文苑，《张若传》。
③ 刘献廷《广一陽一杂记》卷二。
④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记：“崇祯十五年壬午八月，郑森赴福省乡试。”
① 李世熊《郭宫詹传略》，见《寒支二集》卷四。《石井本（郑氏）宗族谱》记成功“年十五补弟子员，旋食饩。金陵术士见之，惊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人也”。与李世熊所记不同。
② 黄宗羲《行朝录》卷十一《赐姓始末》。《台湾外纪》卷二作“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按，该书云：“郑鸿逵引其子肇基陛见。隆武赐姓朱。芝龙闻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奇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可见，先一日赐姓者尚有郑鸿逵子。
③ 《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黄宗羲全集》第二册，不收此文。
① 《台湾外纪》记：1645年“十月，日本国王惧芝龙威权，认翁氏为女，妆奁甚盛，遣使送到安平，即成功生母也。”同书记次年三月郑成功陛见隆武帝请假，顿首曰：“非成功敢轻离陛下，奈臣七岁别母，去秋接到，并未一面。忽尔病危，为人子者心何安？”旧历十月为冬季，此处以郑成功口述为据。
① 王忠孝《自状》，《惠安王忠孝全集》卷二，转引自陈碧笙《一六一四六年郑成功海上起兵经过》，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八期；邓孔昭《试论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见《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论文集》第四十二页）亦引此文，“距行在仅二程”作“距行在所仅二程”，未见原书，特此附注。上引台湾出版《郑成功全传》附《郑氏三世大事年表》说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延平“成功与帝相持痛哭”，次日，“帝至汀州，即为北骑所执，遂及于难。成功道中闻变，伏地大恸，晕厥久之”（见该书第四一四页）。据王忠孝所记，日期稍误，延平至汀州也非一日可到。
② 《台湾外纪》卷二。
③ 郑克塽《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云：“翁曾祖母生于壬寅年八月十八日未时，卒于丙戌年十一月三十日巳时，享年四十有五。”按：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记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二月，清将“韩代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郑成功母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割肚而死”，系时有误。
① 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志》卷四十《封爵·郑克塽》。《梨洲遗著汇刊》所收托名黄宗羲作《郑成功传》亦载此事，除文字出入外，在所善陈辉、洪旭二人间增入张进、施琅、施显、陈霸，显然有误。施琅当时投降了清军，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不可能同郑成功“盟歃”抗清。
② 按，郑成功初起兵时仍奉隆武年号，阮氏记载稍误。《台湾外纪》云：郑成功于八月二十二日率部“会鸿逵师于泉之桃花山”。溜石寨为郑成功军攻克，以伏兵击杀出援泉州之清参将解应龙。
①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三三二—三三三页；同件又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九—十一页。
第三节鲁监国在浙闽的抗清活动
清军占领浙东、福建，郑芝龙降清以后，原先唐、鲁对立的局势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隆武朝廷既然已经不复存在，一些不愿投降清朝的文官改奉鲁监国。清政一府以为把郑氏集一团一的头子郑芝龙控制在自己手里就可以使福建诸将听命于己，这个目的也只部分地达到，如施福、洪习山、黄廷、施郎等人归附了清朝。郑氏集一团一内反对降清的势力也大有人在，郑芝龙被诓骗挟往北京更使他们心怀疑惧。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郑系将领一时分崩离析，自寻出路。郑芝龙的老部将林察在福州即将失守时率兵保护续封唐王朱聿■乘船逃往广州，成为绍武政权的主要军事支柱。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长子郑成功当时实力和地盘都很小，却志不稍减，致力于招兵置船，恢复海上雄风，他们打的旗号是业已被清军俘杀的隆武帝。郑芝龙的旁系势力郑彩、郑联、杨耿等人则转而改奉鲁监国。
1646年（顺治三年，鲁监国元年）六月，鲁监国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一性一，拒绝朱以海进城。鲁监国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大学士孙嘉绩就病死在这里①。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朱以海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十月二十五日从舟山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厦门①。这时，郑芝龙已经由安海赴福州博洛军前投降，派人通知郑彩献出鲁监国向清廷请赏。郑彩不愿降清，他担心鲁监国的安全，就把朱以海藏起来，另找一个相貌类似的人充当替身，叮嘱部将如果郑芝龙命人来抓鲁监国，就把这冒充的人缢死，蒙混过去。幸好，郑芝龙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清军胁迫北上，顾不上捉拿鲁监国，朱以海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从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鲁监国二年）开始，尽避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斌卿等人以尊奉业已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鲁监国的领导，但大多数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鲁监国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清军满洲主力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鲁监国领导下风起云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年正月，鲁监国在长垣誓师，“提督杨耿、总兵郑联皆以兵来会。进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封杨耿为同安伯、郑联为定远伯、周瑞为闽安伯、周鹤芝为平夷伯、阮进为荡胡伯”②；“加东阁大学士熊汝霖太子太傅，司票拟”③。朝政军伍初步就绪后，即着手收复失地。正月内，周鹤芝部收复海口，派参谋林龠舞、总兵赵牧防守。二月初一日攻克海澄，次日攻漳平，失利；初三日清方援兵来到海澄，明军退至海上。初五日，攻克漳浦县，任命洪有文为知县；五天后，清兵来攻，漳浦失守，洪有文死难。四月，清兵攻陷海口，林龠舞、赵牧战死，周鹤芝引兵退保火烧岙。六月，明军攻漳州，再度失利。
七月，鲁监国亲征，号召各地绅民起义，一时远近响应，义军飙发。七月初四日郧西王朱常湖、王祁、李长蛟等人带领义军攻克建宁府，击毙清朝总兵李应宗、副将曹胤吉，擒杀清知府高简等人。①这支义军连克建一陽一、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清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接到建宁失守的消息，向朝廷报告福建“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他惟恐闽浙路断，于七月下旬带领马步官兵一千名星夜兼程赶赴扼据浙闽咽喉的浦城。八月初九日明军进攻浦城，被张存仁部击败，义军首领李长蛟和兵部右侍郎杨东晟，总兵谢君聘、王印海、张明等阵亡。②
但是，福建各地反清复明的烈火仍在不断蔓延。八月，明军攻克连江；十月，收复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等县。①隆武朝大学士刘中藻也在原籍福安县起兵，攻克县城②。十月十三日，另一枝义军首领王祁“受伪鲁王伪职，称监国鲁三年号，纠集乡兵”与“伪太师冯生舜”以及陈文达、朱锋等部围攻福宁州，“四面环绕，阅九个月米盐不通”③。清分巡福宁道潘映娄见城中粮尽，“士民饿殍过半”，被迫在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永历二年）二月初五日出城“讲和”。“有伪巡按吴明中赍鲁王敕印入城，升涂登华为振威伯，潘映娄为太仆寺少卿，章云飞为桓武军门，宋若苏为兵部员外，在各官衙门开读。王公哲疑各官受职，随遣伪标官陈功、赖天成带贼三百余人进城探听，本夜被涂登华、章云飞召至察院前假言犒赏，一时尽杀。西路贼首陈文达等见王公哲贼众被杀，遂往福安请刘中藻主盟。中藻与生舜俱至江边地方扎营，称隆武四年号。城内各官分守四门。章云飞出城打仗，云飞兵败，在松山地方下船，张时任被刘中藻获剐，方国庆被杀。四月初五日，涂登华兵寡粮尽，开南门走至南屏地方为中藻追获，收在衙门内；潘映娄亦从南门出城，兵阻复回，至太平台被西路贼首卢守谱兵捆获，解到冯生舜营，亦收入衙内。……”①明军遂占领福宁州。
1647年七月，明同安伯杨耿领兵一度收复平海卫。清朝援军赶到后，杨耿兵主动撤退，平海卫的老百姓惨遭屠一杀。与此同时，兴化府（府治在莆田县）绅民王继忠、王时华、吴永宁、林孟■、林淑德、游慎行、梁鼎钟、林兰友、周霑等纷纷起兵抗清。八月，围攻府城莆田。十一月，清福宁道彭遇■引兵来救，义师大败，周霑、梁鼎钟、游慎行、林淑德战死。彭遇■打算乘胜搜山追剿，福建巡按御史周世科因为省会福州也遭到义师袭击，撤回大部兵力。义师趁机再次围攻莆田，双方相持到1648年（顺治五年）春天，彭遇■和兴化总兵张应元多次派兵出城作战，都被义师击败。城中原有居民二十七万，因长期受困大批死于饥饿和杀掠，只剩下三分之一①。正在这时，原隆武朝大学士朱继祚从北京回到原籍福建兴化（朱继祚在顺治三年冬同郑芝龙一道被博洛挟送北京，郑芝龙一直被扣留，朱继祚被准许回籍），义师首领前来探听消息。朱继祚心不忘明，为了洗刷自己曾向清朝屈膝的羞耻，当即表示支持复明义师，给他们鼓舞打气道：“北方方乱，何能及我，且仙霞之路已绝，诸君何患？”②他还派人秘密进城劝说彭遇■反正。彭遇■受困数月，业已束手无策，就同朱继祚约定在闰四月十七日夜间举兵内应。届时，彭遇■指挥手下亲信马兵三十名、步兵数百名突然袭击兴化总兵张应元部，张应元被打得措手不及，带着残兵败卒乘夜逃往仙游县；次日晨，朱继祚带领义师进城①。
到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②，省会福州几乎成了孤注。监国朱以海亲临福州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南明君主之中，朱以海是比较勇敢的，监国绍兴时敢于到钱塘江前线犒劳军队；这次在福州未克的情况下能够驻跸于闽安镇；后来在清军三路进攻舟山时又能亲领舰队出海迎战，比起隆武帝朱聿键“亲征”而踌躇不前，永历帝的望风逃窜，确实值得称赞。史载在鲁监国亲征的鼓舞下，福建“义师起，八郡同日发”；福州城里的清朝官员由于“四方俱起，城中坐困。兵马日出于掠，家甲戒严，不时查点。不在者便为通贼，多一人即为一奸一细。其令十家连坐，人人重足”；城内饿死“十之八九”，“城外皆义师营头千种，皆禀监国鲁王令。农夫渔翁俱任都督，衣穿袄袯，腰系印绶。至村妇、化僧亦受职衔掌兵。城中饿夫逃出者，悉隶其籍。若无引证，即以为一奸一细，杀之。或带有防身余物，即时掠尽”①。清朝浙江福建总督陈锦在一份奏疏中诉苦道：“我国家定鼎以来，干旄所指，无不披一靡一，未有如建宁之贼死守难攻者。类而推之，可知闽省之贼非懦弱而易剿者。今建府一城之贼虽除，其余属县以及延平府属漫山遍野，无处非贼。若福州以上各府尚梗阻无耗，见在侦剿，大约处处皆然也。……况漳、泉一逼一临大海，犹贼类出没之乡；江西见在叛逆，更贼一党一通联之处。……故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地，尤难料理。”②
由于各地义师自行署衔，造成官职紊乱，礼部尚书兼通政司吴钟峦不得不上疏给鲁监国要求申明职掌，加以整顿。疏中说：“远近章奏，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则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计。江湖游手之徒，则又假造符玺，贩鬻官爵。偃卧邱园，而云‘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数万’。请加严核，募兵起义者，则当问其册籍花名；原任职官者，则当辨其敕书劄付。”①这固然反映了当时龙蛇混杂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福建各地抗清运动的汹涌澎湃。
浙江的情况也很类似。查继佐记载：鲁监国“建旄海表，戊己（1648—1649）之间，内地持仗倡山谷者，咸使人间道浮海报职事。王又时时驰敕书潜通山谷诸部，而宁（波）、绍（兴）一带义奋尤烈。凡城以内皆清兵也，负郭二三里外无不奉鲁朔者，旌旗相望，舳舮衺接，富者贡粻粮，贫者效筋力，城中不敢问。乡之人有以其实微告清，则立碎之。间敦请素行廉干者使佐事，虽谨畏不敢不听。远近数百里顶帻缝掖如故，清但固扃关门静而待之。而浙以西则自天目诸山无下数千部。”②
福建、浙江各地百姓的纷纷起来抗清，主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以征服者自居，推行一系列暴政。顺治五年四月浙闽总督陈锦在一份奏疏中说：“切闽浙士民质本脆弱，亦易治而易安者。故王师所到，率土皆宾，兵不血刃，而地方大定。今反侧时见，处处弄戈，其乱萌不过各地方一二戎首纠集亡命，威一逼一愚民，顺之则亲如手足，逆之则焚其庐舍，毁其室家，使民无所归，此戎首一逼一民为贼也。更有地方民牧抚绥无法，而朘削横加，差徭繁重，而敲朴不已，民不安生，遂铤而走险，此官吏一逼一民为贼也。又防剿官兵以守土为名，暴虐过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欲，鞭挞滥施，至经过之处，任意摧一残，民若畏避，即拆屋舍，毁器一具，一靡一所不至，斯民无地可安，不得不行从贼，此官兵一逼一民为贼也。害民之事有三，而利民之事全无，贼用是滋蔓矣。”①陈锦身为清朝总督，自然把地方不靖的原因首先归咎于明方，但他不能不承认清方接管浙江、福建以后“利民之事全无”，文官武将巧取豪夺，无恶不作，以致官一逼一民反，兵一逼一民反。这以后，清政一府采取了一些安一抚措施，情况才有所好转，即所谓“是后，清招抚之令下，解散十六七矣”②。
事实表明，闽浙各地百姓迫于清朝暴虐统治，如火如荼地掀起反抗斗争，鲁监国朱以海不失时宜地组织抗清，颇有一番作为。特别是1648年江西、广东相继反正，整个南方的抗清运动一度进入高一潮，南明复兴的形势相当可观。
然而，复明各派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坐失良机，使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郑彩的拥戴鲁监国，实际上是重演郑芝龙一操一纵隆武帝于股掌之上的故伎。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正月十七日，他悍然击杀大学士熊汝霖③。义兴侯郑遵谦愤慨不平，郑彩又命部将吴辉诱擒遵谦，迫使他投海而死。鲁监国对郑彩的跋扈自雄、擅杀大臣极为不满，史籍记载他得知熊汝霖、郑遵谦遇害后，“大怒曰：杀忠臣以断股肱，生何益耶？欲跳水死。左右与彩力劝止，遂究首谋十余人磔之”①。这不过是表面文章，对朱以海略事安一抚而已。查继佐记载郑彩擅自一杀害大学士熊汝霖之后，“阁部钱肃乐等请罢朝谕祭，监国畏彩，不果行”。郑遵谦被一逼一投海而死后，“监国闻之为泣下，辍朝五日，不敢问”②。总之，鲁监国受制于郑彩无疑是事实。他任命兵部尚书钱肃乐接任大学士，负责朝政票拟。事情并没有了结。郑彩对大学士刘中藻收复福宁心怀妒意，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出兵“掠其地”。钱肃乐在给刘中藻的信中对郑彩的行径多有指责，被郑彩侦知，故意向肃乐引述其信中的话，肃乐大惊，于1648年五月呕血而死③。
当鲁监国为首的浙江、福建各地抗清运动处于高一潮时，清廷于1647年（顺治四年）十一月派遣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率领梅勒章京董阿赖（即东阿来）、刑部侍郎李延龄以及李率泰、济席哈、祖泽远诸将统兵南下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的军队大举反攻。④鲁监国政权内部既因郑彩排斥异己不能一团一结对敌，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鸿逵、郑成功军固然牵制了一部分福建清军，却以拥戴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监国合作。1648年三月下旬，清军进攻建宁，城中粮食不足，郧国公王祁“丐粟于国娃成功，允而不发”①。“国姓成功以奉桂朔专，不赞鲁一矢，亦二其从弟建国彩，兵不逾洛一陽一桥之北”②。清陈泰、陈锦等部满汉军队于三月二十九日包围了建宁，凭借优势兵力发起猛烈攻击，到四月初四日占领该城，明郧西王朱常湖、国师王祁等死于乱军之中。③同月，清援闽主力进入省会福州。④明大学士刘中藻领导的义师一度声势颇盛，曾经先后攻克福建的福安、罗源、宁德、政安和浙江处州府属的景宁、庆元、云和、松一陽一等县，也被优势清军击败，刘中藻自一杀殉国⑤，所复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
鲁监国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于1649年正月移驻闽、浙交界的沙埕。六月，定西侯张名振攻克健跳所；七月，鲁监国移居该地。一度威福自一操一的建国公郑彩因为郑成功袭击其弟郑联，占领厦门，向鲁监国上表求救。忠于朱以海的诸将深恶其人，乘机击破郑彩余军。郑彩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请郑芝龙的母亲黄氏代为疏通，郑成功才让他返回厦门闲住，终老于该地。
鲁监国收复福建的战略意图既已失败，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当时，黄斌卿据守着舟山群岛，有割据自雄之意。史籍中说他“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①。对于因兵败移驻舟山的鲁监国文官武将不仅无恤怜之义，反而乘人之危，派兵攻杀，掳掠其财物，收编其军队。如巡抚荆本彻、户部尚书朱常淓、总兵贺君尧等都惨遭毒手；兴国公王之仁携家属辎重来避难，遭到他的偷袭后极为愤慨，自行赴清方请死。由于他遵奉隆武帝，朱聿键对他多少有点纵容，《思文大纪》记，“上闻威虏伯黄斌卿杀□□荆本彻，曰：本彻虽非贼寇，乃尔一騷一扰地方，民恨实甚，杀了便罢；所招降将士，善为约束，勿令流毒，致重民怨”②。黄斌卿自以为得计，更把舟山群岛看作自己的禁脔，对忠于鲁监国的定西侯张名振、荡胡伯阮进、平西伯王朝先等部多方排挤，引起诸将的公愤。当时，鲁监国驻于健跳所，这里只是浙江临海县濒海的一个小地方，很难立足。鲁监国及其随从实际上经常住在船上，以防不测。即如黄宗羲所说：“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①，景象是相当可怜的。1649年（顺治六年，鲁监国四年）九月，张名振、阮进、王朝先合谋决定以舟师护送鲁监国移驻舟山。对于鲁监国的到来，黄斌卿自然是极不情愿。他借口自己是隆武帝封的官爵，不便接待鲁监国；又“以地窄粮寡为辞”表示难于供养鲁监国属下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诉诸武力了。黄宗羲记：“朝先遂与名振、阮进合谋，上疏监国。有旨进讨。斌卿遣将陆玮、朱玖御之，数战数败，求救于安昌王恭■、大学士张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议和于诸营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无妄动，候处分。’九月二十四日，胥会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陆玮、朱玖背约出洋，阮进等疑斌卿之逃也，纵兵大掠，斫伤斌卿，沉之水中，二女从之死。”②任光复的记载是：“己丑秋，王朝先取粮温、台，斌卿标将黄大振得罪逃，诳朝先曰：‘将军家口及标属尽被本爵（指黄斌卿）所钞没，以将军久假不归，有怀二心故也。某以苦谏获戾故出亡耳。’朝先蓄恨已非一日，遂厉兵誓师揭奏斌卿逆恶罪状。王命朝先、阮进水陆并进。名振泣谏曰：‘臣与斌卿联姻，路人所共知，今以朝先一言而加兵问罪，臣日待罪左右，其如物议何？’俯伏不已。王因手敕和解之。朝先得敕，先致温旨以缓其备。仲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先兵一逼一斌卿舟。斌卿备香烛，著冠服，手捧来旨大言曰：‘圣上有旨，谁敢？谁敢？’时安昌王恭■、义一陽一王朝■、锦衣李向荣俱环坐。顷之，旗鼓尹明以诈禀投见，挥刃斩斌卿，沉之舟侧。其弟孝卿及家属尚在，匍匐江滩。任颖眉差兵救之，令异入名振府第。寻迎鲁王至舟山，以参将府作行在。”①这里列举的只是两种有代表一性一的记载，在其他史籍中具体情节常有出入。就当时形势推断，张名振是这一事件的主谋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在袭杀黄斌卿之后，黄部兵将一度出现混乱，张名振宣布“监国之来，代唐恢复，肃鲁（虏）原部自应协力”。接着，又以监国的名义以礼祭葬黄斌卿，优养其家属，对黄斌卿旧部加以安一抚，将校一体升赏，无分彼此。这样，终于稳定了舟山局势，使鲁监国政权有一片存身之地。查继佐写道：“是役也，名振实忠诚，苦欲安监国，为此密计。”②这一论断比较公允。
鲁监国在舟山站住了脚，重新整顿朝政。他派出使者敦请原隆武朝吏部尚书张肯堂为大学士③，吴钟峦继续担任礼部尚书，孙延龄为户部尚书，朱永佑为吏部左侍郎主管文官铨选，李长祥、张煌言为兵部右侍郎，徐孚远为国子监祭酒，任廷贵为太常寺卿，其他官职也作了安排。①从这时起到1651年（顺治八年、鲁监国六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 鲁监国自绍兴出海后曾停泊于舟山，诸书记载基本一致，黄斌卿不愿接纳也是事实。但是，朱以海在舟山停留了多长时间，各种史籍记载差异较大。有的书记载鲁监国舟至舟山，黄斌卿不纳，即南航，似乎没有在舟山停留过。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一记，七月“初七日，定西将军张名振具舟迎监国航海至舟山，黄斌卿不纳”。下文说，八月“监国次普陀”，十月“永胜伯郑彩帅师奉监国入闽”。查继佐《国寿录》卷三《黄铣传》记：“丙戌鲁事败，王东入海，初依肃虏伯王（黄）斌卿舟山，继为建国公郑綵（彩）迎去。”《舟山纪略》记：“王至舟山，威虏伯黄斌卿拒不纳，……王舟次普陀”；下文说到顺治四年（1647）五月，清吴松提督吴胜兆反清时，派使者向舟山的黄斌卿、张名振请求支援，“时王驻玉环山，名振奏请给敕印三百道”。见《明季史料丛书》。可见，黄斌卿不纳是指他不让鲁监国朱以海进入舟山城，朱以海和随从官员兵将曾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等地暂住。
① 黄宗羲《行朝录》卷四《鲁王监国·纪年下》云：郑彩奉鲁监国至中左所（即厦门），而郑森（即郑成功）“以中左所为营，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为隆武三年。于是，郑彩奉上改次长垣，以明年为鲁监国二年。海上遂有二朔”。按，当时厦门为郑彩、郑联兄弟驻地，黄宗羲所记不确。
② 黄宗羲《海上恸哭记》。
③ 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
① 明军收复建宁一带地区主要根据顺治四年十一月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一○页；同书第三本第二四六页顺治六年四月御史霍达揭帖所记相同外，还提及府同知沈梦鲸中箭身亡，分巡建南道顾礽、建安知县李之琦先后“孑身逃遁”。参见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通志》卷六十三《杂记》。查继佐《国寿录》卷三《王祁传》记攻克建宁为七月初二日，稍误。
② 顺治四年八月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十一页。
① 黄宗羲《行朝录》卷四《鲁王监国纪年下》。
② 查继佐《鲁春秋》记：丁亥（1647）十月，鲁监国“晋刘中藻总制兵部尚书。不受。……中藻，字荐叔，福安人，崇祯庚辰（十三年）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国变归。唐主立福京，擢兵科给事中，腾唐诏（指奉隆武帝命往浙东颁诏鲁监国官员），鲁江上文武皆从中藻表唐。闽事败，中藻走海上，以延平不终之耗未的，奋复诸城，将待后命。”就是说，刘中藻对隆武帝遇难的消息不清楚，不愿接受鲁监国的官职。
③ 顺治八年四月初七日刑部尚书韩代等题本，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八十七页。按，此件中称王祁为“东路贼首王公哲”。王公哲即王祁字拱哲的误写。查继佐《鲁春秋》记：“秋七月，僧王祁以郧西王朱常湖起兵破建宁守之。总兵曹大镐先登，并下寿宁、政和二县，桂主封祁郧国公。”下一注：“王祁，字拱哲，太仓王氏奴也。乙酉不肯剃发，去为僧。鲁败，入闽，栖建宁之大中寺。”后与郧西王朱常湖相遇，起义于建宁。“祁以王常湖主兵，而身为国师。”“荆国（指荆国公方国安）故标曹大镐者以兵来会，守一精一，北师攻围数月辄不利去。”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记，顺治四年二月“进王祁为郧国公、张名振定西侯”。王祁自称国师，郧国公封爵为鲁监国所授，查继佐云“桂王（永历）封祁郧国公”，误。
① 顺治八年四月初七日刑部尚书韩代等题本，《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八十七—八十八页。按，黄宗羲《行朝录》卷四记鲁监国二年（1647）十月，“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宁州，将破。其帅涂登华欲降，第谓人曰：‘岂有海上天子、船中相公？’钱肃乐致书谓：‘将军独不闻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陆不在舟中乎？后世卒以正统归之，而况不为宋末者乎！今将军死守孤城，以言乎忠义，则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则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称安，巢危林而自得，计之左矣！’登华得书，遂降。”刘中藻等攻克福宁州在1648年四月初五，黄宗羲曾在鲁监国政权中任职，何至于误于1647年十月，具体情节亦不合。
① 林佳矶《闽记》，见抄本《明季稗史》第三种。
② 林佳矶《闽记》，见抄本《明季稗史》第三种。
① 在南明史籍中对义师收复兴化府城的时间和情节记载常有出入。如黄宗羲《海外恸哭记》记：戊子春正月丁酉朔，上次闽安镇。同安伯杨耿、大学士朱继祚攻兴化，克之。虏守道彭遇■，故弘光时之御史也，至是纳款。杨耿攻兴化，遇■令其守将出战，登陴立大明帜，守将不敢入。”查继佐《鲁春秋》记戊子“三月原任礼部尚书朱继祚以乡校破兴化府，北兵宪彭遇凯为内应，监国仍令遇凯署道事守之，继祚来朝。先是，窑户王士玉等以义激众万余取仙游县，攻府城不利。会继祚与阁部黄鸣俊并逮燕京，释归，继祚潜黄石，密招士玉等复起。时兴化镇将李应元忌遇凯，隙，遇凯内不自安，密通继祚，约是月之十有八日开门纳士玉兵，先期宴诸文武商所以应敌，猝起杀尚参将及黎知府，诸唯诺，应元逸去。奉城中一完发者为县令，驰捷鹭门，监国为加衔仍署守兴化。”《闽记》作者林佳矶为莆田人，所记皆依据耳闻目睹，所以本书采取他的说法。另参见顺治五年八月浙江福建总督陈锦“为恭报恢复兴化，抚绥地方，仰慰圣怀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十一—十二页。按，此件标点有误：“及查兴化之失陷也，全由于分守漳南道改调福宁道彭遇恺及按臣周世科，前委监军推官彭云骧、戴嘉祉等为之内应。今遇恺伪授兵部尚书，窜伏山泽，逆子家属现禁省城。”“按臣周世科”名字后面的逗点应去掉，否则将误认周世科亦为内应之人，实际上周世科当时在省会福州，并未反清。
② 黄宗羲《海外恸哭记》云：“三府州二十七县”；他的另一部著作《行朝录》卷四《鲁王监国·纪年下》记载为“三府一州十七县”。按，顺治六年七月靖南将军陈泰等题本说：“福建所属二府一州二十九县及漳州赤美、云澳曾为贼攻陷”，下文又说，“官兵收复二府一州二十九县及云澳镇，且进驻毕。赤美轰毁，我兵退回福安，于福州候旨。”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二页。可证二十七县的说法比较准确。三府一州指福州府、建宁府、兴化府和福宁州，但福州府城（即省会）始终没有攻下。
①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② 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福建总督陈锦“为闽省遍地皆贼，城野焚掠皆空”奏本，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二十页。
① 黄宗羲《行朝录》卷四《鲁王监国·纪年下》。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三《黄铣传》。
①顺治五年四月闽浙总督陈锦“为详议剿抚机宜”等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二十二页。
②查继佐《国寿录》卷三《黄铣传》。
③任光复《航海遗闻》。
① 任光复《航海遗闻》。
② 查继佐《鲁春秋》。
③ 黄宗羲《行朝录》。查继佐《鲁春秋》记戊子（顺治五年）“五月，大学士吏部尚书钱肃乐卒。……肃乐居琅琦山，以建国彩跋扈内残，鲁事不办，积咽不食，病剧，猝闻连江事败，以头触一床一几碎，遂卒。”未提及刘中藻事。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五、卷三十九。顺治五年八月浙闽总督陈锦奏疏，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编》第十二页。
① 查继佐《鲁春秋》，下一注：“时成功绸缪漳泉，不与建国彩通呼吸，于建宁之役益远不及左右。”
② 查继佐《鲁春秋》。
③ 顺治五年四月浙江福建总督陈锦“为捷报克复建宁仰慰圣怀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二十三页。
④ 顺治六年正月初三日浙江福建总督陈锦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二十七页。
⑤ 刘中藻兵败自一杀事在文献记载中有较大差异。顺治四年十一月浙江巡按秦世祯揭帖中说：刘中藻亲自率领士卒五千名守浙江庆元，清浙江当局调总兵刘世昌、马得功等进剿，十一月初二日庆元城破，刘中藻“自缢焚死”，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十四页。黄宗羲《海外恸哭记》云：鲁监国四年（顺治五年）“夏四月，虏陷福安，大学士刘中藻死之。”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五《刘中藻传》记：“丁亥（顺治四年）十月，中藻率兵攻取埃宁州，守之，与周鹤芝相犄角。久之，移驻福安，郑彩遂掠其地。北兵乘之来攻。中藻善守，所杀伤数千人。己丑（顺治六年）三月，北兵乃循城十里掘濠树栅以困之，中藻不能出战，食尽，冠带坐堂上，为文自祭，吞金屑而死。”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二下《刘中藻传》及《鲁春秋》均云己丑（顺治六年）四月刘中藻守福宁州，城陷，饮鸩死。
①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三《黄斌卿传》。
② 《思文大纪》卷八。按，隆武帝在1646年八月遇害，可知黄斌卿杀荆本彻在此以前。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一《黄斌卿传》记：“十月初旬，原任巡抚荆本彻携家航海洋中，被斌卿营将沉其家人百口于海，而收其兵千人。十一月，原任户部尚书朱常接，旧为按臣于斌卿有隙，携家百口浮海，被斌卿营将截杀，收其兵八百人；原任总兵贺君尧家口兵众亦然。”所记时间有误。
① 黄宗羲《行朝录》卷四《鲁王监国·纪年下》。
② 黄宗羲《行朝录》卷七《舟山兴废》。
① 任光复《航海遗闻》。
②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二《黄斌卿传》。
③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十《张肯堂传》载有鲁监国敦请张肯堂的敕文，并说张得敕后即来舟山，任武英殿大学士；黄宗羲《海外恸哭记》则说张肯堂原在舟山，鲁监国授予东阁大学士。
① 任光复《航海遗闻》记：“晋张肯堂东阁大学士，沈宸佺阁部，吴钟峦、李向中宫保，朱永祐吏部左侍郎掌铨政，李长祥、张煌言兵部右侍郎，徐孚远祭酒，陈九征太常少卿，兼太常卿任廷贵、御史俞图南往日本，杨玑钦天监丞。晋名振定西侯，王朝先平西伯、涂登华太子太保，阮进太子少傅，进侄英义将军阮美、阮骍、阮骥俱左都督。”此外还有总兵等官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