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梅兰芳先生演《贵妃醉酒》时，雍容华贵的杨贵妃醉酒时手拿一把描金纸折扇，在花丛间载歌载舞，道不尽深居宫禁的苦闷和无聊。小小的一把纸折扇，真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对刻画人物一性一格起了重要作用。纸折扇今日十分流行，但盛唐时究竟可有此物？梅先生为杨贵妃设计的这把纸扇究竟是史有所据，还是艺术的想象？
一般以为纸折扇是“舶来品”，出现远在唐后，而且是道地的洋货。此说见于明代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八），他说：“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然特仆隶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国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一团一扇则惟江南妇人犹存其旧，今持者亦鲜矣。”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五）基本亦持此说，但他提一供了一个新的刺料：“折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折叠，用则撒开，……闻撒扇自宋己有之，”陆容所记虽属传闻，但将纸扇的出现提前到宋代，这是正确的。
苏东坡云：“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就十分形象地描绘了纸折扇的形状和说明了他的原产地是在朝鲜。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六十《风俗杂志。日本扇》条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称：“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一柄一，以鸦青纸厚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暗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舣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一精一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值得注意的是王辟之所记折扇，着眼点是其书画之妙，并非记扇之奇，据此可以推断折扇在宋时即非司空见惯当亦非罕见之物。王辟之这段话还告诉我们纸扇的形制在当时已十分考究，而且已是配有一精一妙的书画的一精一美艺术品。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北宋时中国已有纸扇出现，只是据苏东坡说折扇是朝鲜所出，王辟之所记则为日本货，那末看来折扇据宋、明人所说该是“舶来品”了。现时有人在报刊著文亦直言“宋、元两代，折扇是珍贵的舶来品”。（《扇子的历史》，见《人民日报》1982年6月13日）
然而清代钱咏《履园丛话》卷三《考索。扇》条称：“或谓古人皆用一团一扇，今之折扇是日本、朝鲜之制，有明中叶始行于中国也。案《通鉴》：”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查褚渊，字彦回，本是南朝宋文帝之婿，为宋明帝所信任，后参与萧道成代宋的活动。南齐建立后被封为南康郡公，任尚书令之职。钱咏的这条“考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这条注，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治“通鉴学”甚深，所作《资治通鉴音注》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胡三省为褚渊“腰扇”作注明确称“今谓之折叠扇”，这除了告诉我们古之“腰扇”即宋之“折叠扇”，再次证实宋对确有折叠扇外，又证明了在南北朝时中国即有折扇，这有力地证明了折扇不是“舶来品”，而是道地的国货，又将中国折扇出现的时间大大地提前了几百年，反映了中国古代手工艺技人的聪明和才智。
现在问题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盛唐时究竟有没有这种折叠扇了。据胡三省的注文应该是肯定的。对此我惊叹于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的认真严肃一精一神。折扇这样一件生活中的日用品。并未见有正史记载，前代文人记载又多异说，就是认真读过《资治通鉴》的恐怕也很少注意到胡三省的这段注文。
故此梅先生要给杨贵妃拿上这把扇子，分量是够重的，很不容易的。折扇始见于南北朝，原产地为中国，不是“舶来品”而是国货，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心中还不踏实，这是因为胡三省的注毕竟只是一个“孤证”。加之唐离南北朝不远，初唐欧一陽一询编的类书《艺文类聚》第六十九卷《服饰部上》专有一条“扇”，盛唐时徐坚编的类书《初学记》第二十五卷《器物部》亦有一条“扇”，这两本大型类书，搜罗材料颇广颇全，对扇的源流均道之甚详，可单单都没有提到“腰扇”（折扇），这是什么原故？是失传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如果折扇确是中国发明的，又是何时传到日本和朝鲜的？总之，此中之“谜”，还是值得进行探索的。
（顾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