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冒襄《赠柳敬亭》明末清初的说书家柳敬亭，书艺高超，他“继来人之余绪，开后代之先河”，“至今说书人都尊他为祖师”（陈灵犀《弦边双楫》）。而且他为人侠义，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同情复社士子，还想利用宁南侯左良玉对他的信任在南明王朝内部做些一团一结工作，因而得到不少文人的嘉许。黄宗羲、吴伟业、钱谦益都为柳敬亭作过传，更多的人或以诗文相赠，或在诗文中记载了柳敬亭的其人其事，冒襄《赠柳敬亭》诗即为其中的一首。虽然柳敬亭晚年依旧和大多数艺人同样潦倒江湖，不知所终；但有关他的文字资料却比任何一个曲艺艺人都要多。尤其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把他作为颂扬的形象写人《桃花扇》后，柳敬亭更将以一个正直艺人的艺术典型而长存于世。
说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说书当然要研究说书语言；然而柳敬亭到底是用什么语言说书的？却是一个难以定论的有趣问题。柳敬亭生于苏北泰州，在泰州长到十五岁，本人无疑一操一泰州方言；流落在安徽盱眙开始说书，盯眙方言和泰州方言近似。在南京演出时听众很普遍，“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张岱《陶庵梦忆》）。左良玉在武昌卧病时命柳敬亭每夕于病榻前“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钱曾《注钱谦益诗》）；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柳敬亭又曾为苏松提督马进宝招致署中说了一段时间的书（褚人获《坚瓠秘集》）；马进宝是山西愿州人。公元1662年后，柳敬亭曾在北京、天津一带活动，座上听客自不乏北方人，都对其书艺表示欣赏。安徽、山东、山西、河北等省的语言和南京话、苏北话同属官话语系。据此推断，柳敬亭以苏北方言为主，兼以苏北官话说书的可能一性一比较大，当归今日之扬州说书系统。但从另外一些材料看，却又似乎是属于吴语语系的苏州说书系统。柳的老师是松江人莫后光，柳学艺结束后“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长期在苏州一带演出；左良玉死，他又“复来吴中”（吴伟业《柳敬亭传》），“上街头理其故业”（黄宗羲《柳敬亭传》）。又曾到常熟献艺（周容《春酒堂文集》），去绍兴表演（朱一是《梅里诗辑》）；这两处地方扬州说书是根本不通行的。清人袁学澜《续姑苏竹枝词》更把柳敬亭说书和《纳书楹曲谱》、十番锣鼓同列为苏州特色文化。近人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说到辛亥革命时在他家杂书中发现“柳下说书八本”，阅读之后“乃笑曰：苏州说书者，如得柳麻子秘传，必居为奇货也”。不言“扬州说书者”，似乎他是从脚本中看到了和苏州说书的明显关系。
柳敬亭说书是只说不唱，且是有说有唱？又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褚人获《坚瓠秘集》说“柳敬亭以说平话擅名”，王士祯《分甘余话》也写他“踞右席说评话”。阎尔梅等人听柳敬亭说书后称其为“说史”、“小说”、“稗官家言”、“谐谈”等，也多为评话的意思。钱谦益、张岱都描写过柳敬亭说书时的宏大气派，书目又是《隋唐》、《水浒》、《三国》、《岳传》等，亦似为评话，以评话之概念度之，自为只说不唱。但黄宗羲《柳敬亭传》说他在南明灭亡后，“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一声无色”；则又是以“檀板”为乐器，似应有唱。朱一是记柳敬亭表演的诗曰：“突兀一声裂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似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亦似对歌唱的描写。余怀则干脆称“柳敬亭以谭词”（《板桥杂记》）。王汝玉《读板桥杂记咏其事》更曰“尽识弹词柳敬亭”。曲艺史家周良认为余怀“可能是据《桃花扇》的说法”，而“《桃花扇》本身是戏曲”，“不能据此为准”。（《苏州评弹旧闻钞》按语）这里牵涉到《桃花扇》中对柳敬亭说书的描写是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问题。说书史家陈汝衡认为“那只不过是剧作家的想象之谈”，“是孔尚任杜撰的”。（《大说书家柳敬亭》）诚然，孔尚任要将柳敬亭人戏，自要将他戏曲化一番，如《余韵》一出中柳敬亭以盲女弹词调唱一曲《秣陵秋》，就不会确有其事。可是孔尚任曾在和柳敬亭相熟的冒襄等人处收集过创作材料，不可能对其说书之状一无所知而全靠“想象”。如剧中持鼓板说书一节，于戏实无杜撰之必要；因为不持鼓板、不唱，戏也照样发展。且剧中“寸板儿软手频摇”句，和黄宗羲“檀板之一声无色”句也可队互为印证。故而陈灵犀认为“前人记载，决非虚传”，柳敬亭“的确经常在书坛上唱”，“不过他的唱并不就如现在的弹词，抱着琵琶、弦子弹唱”。（《弦边双楫》）他和周良、陈汝衡等的观点是不同的。
（缪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