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了，他博采众长，一精一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创造出妍美流变的新体，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被尊为“书圣”。相传，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的《兰亭序》就是王羲之的代表作。
那是东晋永利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的事，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当时名流四十一人，在山一陰一（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作诗行乐，王羲之挥毫作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其帖为草稿，用行韦写成，书法遒逸劲健，是土书中最得意之作。后来，这一珍品为唐太宗所得，并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近臣。以后临摹者面目各别，又再三临摹，所以种类很多。流行于世的有开皇本、定武本、张金界奴本、神龙半印本、褚摹本等不下数百种，形体各异，真伪莫辨。而据史载，原件则被殉葬于昭陵唐太宗墓，这就更加造成了《兰亭序》的神秘气氛，加上历代帝王重臣的竭力推崇与封建士大夫的大肆宣扬，它更成了不可侵犯的“神物”。然而，唐代何延之、刘二人对《兰亭序》流传途径记载的不同，引起了南宋姜羲的注意，提出了“然考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姜羲是对《兰亭》提出疑问较早的人，但他只是从梁武帝收藏的王书这一角度进行考证而产生了疑惑，对于《兰亭序》是否出于王羲之之手的问题，还持肯定态度。后来，又有人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不见《兰亭序》，以及从文字学角度对流传的摹本和刻本提出了怀疑，也只是“蜻蜒点水”而已。到清末时，李文田在跋《汪中本定武兰亭》的同时干脆否定了《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首先他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就是伪作的，理由是《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王羲之此文不叫《兰亭序》而称作《临河序》，且定武本《兰亭序》比《临河序》在“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是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李还从文字字体上论述《兰亭序帖》是后人伪造：“……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己，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李文田便成为公开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的“第一人”。
从此，关于《兰亭序》的争论就正式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延续了下来。1965年，郭沫若根据在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文物，重提《兰亭序》为伪作，在这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他论定了“《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斩钉截铁地断定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并进而推断它是陈僧智永所书。这样，《兰亭序》不仅字不是王羲之写的，连文章也不是他作的了。郭文发表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主要论据一是序文前后格调不一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后一段文字与羲之惯常思想不符，“悲得太没有道理”，“更不符合王羲之的一性一格”，认为“《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1972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上，又发表了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晋代没有楷书与行书，肯定“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从而成为否定《兰亭序》为王作的又一论据。
郭的观点也遭到了高二适、商承祚、章士钊等人的反驳，他们从东晋书法风格等角度出发，进行了一次外围考证，认为“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己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至于题目的差异，是因为“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所以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而文中的“前后矛盾”之处是因为“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
是“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罢了。至于《世说注》中的《临河序》比《兰亭序》少了一段感伤文字，只是刘孝标删节了而已。1972年8月郭沫若在《新疆出上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断定：“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其实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时至今日，争论仍在进行中。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争论，在我国书学史上将近千年，从来就没有解决过，它已经涉及到了晋朝书体问题，涉及到文字史、书法史、考古学等方面，其重要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本身，有志于祖国文化研究的朋友，不妨去试一试吧！
（陆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