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回本《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奇书”之一。目前较多的意见认为，它的作者是江苏淮安人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的版本来看，却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有关《西游记》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撰”，或署“邱处机”著，有的甚至连著者的姓名也没有，只写上校阅人“华一陽一洞天主人”，或评点人如“李贽”
等等。那么，该书的著作权又是怎么会归到“吴承恩”名下的呢？
自从《西游记》问世以来的数百年间，由于它在社会上有十分广泛的影响，所以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早在清初，有人就对《西游记》上署名“邱处机”（或日“长春道人”、“邱长春”、“长春真一人”）表示过怀疑，但最早明确地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当推吴玉搢他在《山一陽一志遗》卷四中说：“天启旧志列先生（按：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一性一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其后，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也说：“惟《淮贤文目》载射一陽一撰《西游记通俗演义》”，“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道人之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此外，清代尚有钱大听的《跋长春真一人〈西游记〉》、丁晏的《百亭记事续编》、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焦循的《剧说》、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等，或直说，或假托，或转引，都对《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有所论述。但他们的基本内容，都没有超出吴玉搢、阮葵生的范围。诚然，还有人仍主张《西游记》不是吴承恩所作。例如，一毛一奇龄据陶宗仪的《辍胞录》而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元代邱长春。王培荀的《乡园旧闻录》，也十分肯定地说，此书乃“长春真一人邱处机作”。但由于他们的论据并不充分，所以也难以成为定论。
到了本世纪的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肯定了《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几乎与此同时，胡适在1923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西游记〉考证》的长篇论文，指出“现在《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放一浪一诗酒，复善谐谚’的大文豪”，而这个大文豪就是吴承恩，并初步撰写了吴承恩的年谱，第二年的七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说：“《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
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一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便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一陰一人吴承恩。“（《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自此以后，鲁迅和胡适的这种意见，被我国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所承认。
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们在继续探寻《西游记》作者之谜时，发现上述结论尚不能令人十分信服。章培恒先生在1983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打破了我国学术界多年以来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他在文中指出，主张百回本《西游记》是吴承恩所作的人，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吴玉搢《山一陽一志遗》和阮葵生的《茶余客话》，而吴、阮两人据以立论的关键则是天启《淮安府志》中的《淮贤文目》。可是，我们在《淮贤文目》中只看到“吴承恩：《射一陽一集》四卷□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样的记载，它仅指明了吴承恩写过《西游记》，而没有说明此《西游记》是属于什么一性一质的书，也难以知道其确切的卷数或回数。相反，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中，却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之类著作，而绝非通俗小说。）
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一性一。另外章培恒还根据现有的材料，从研究方言入手，论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不是淮安人吴承恩，而可能是吴语方言地区的人。（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