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8月23日，两江总督马新贻突然被张文祥（亦作汶祥、汶详）刺杀了。这是当时的一大公案，朝廷内外都很震惊。慈禧也三令五申，指示要“务得确情，尽法惩办”。“尽法惩办”可以说是做到了，张文祥于次年四月四日被凌迟处死，但“确情”如何？却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
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在上奏中写道：“凶犯张汶祥曾从发逆，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一党一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揽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沄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隙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历8月22日），随众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重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复查，所得结果也与上述无异。薛福成当时正在南京，对此案作过了解，所写的《张文祥之狱》一文，内容和奏章基本相同。可见他所得到的材料，是来自官方无疑。
张相文有一篇《张文祥传》，载于《南园丛稿》，其中关于张文样刺马的叙述，却和官方的记载相差甚远。文中说，张文样是河南汝一陽一人，早年参加捻军起义，“与其友曹二虎，石锦标同为捻军渠魁”。有一次，他们和带领庐州一团一练的马新贻作战，将马新贻俘获，“留之军中，渐与接洽，久之，约为兄弟”，并通过马新贻牵线，背叛捻军投敌。随后，马新贻升任安徽布政使，去安庆赴任，张文祥等也随之前往。不久，曹二虎将妻子接到安庆，“马窥之美，诱之来署，迫而私之。于是时以短差委曹，使外出，留曹妻宿署中，俨同媵妾矣。”张文祥得知此事，告诉曹二虎，劝他弃妻远走。曹二虎虽然表示同意，但却迟迟未行，一天，马新贻派曹二虎去寿春镇总兵徐鷷
处领取军一火，“旋见徐鷷戎服出，传抚院令，以曹通捻寇，即就军前正法，遂牵至市曹斩之。”张文祥决心为曹二虎报仇，跟踪马新贻数年，终于如愿以偿。在被捕后受审时，张文样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只因江宁布政使考虑到官一场的体面，不敢直叙，所以才“言于护督魁玉，假造供词，以海盗入告”。郑敦谨到南京后，“即得其情，心敬文祥大侠，欲薄其罪，总督曾国藩持不可，遂以假供定谳。”其实，张文祥刺马的内情已经外露，上海的剧院还以此编为剧本演出，因而当时就有人咏诗道：“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一真。”张相文还说他的资料来自南京的一位“胡翁”，此人原是上元县的一个小吏，审讯张文祥时的记录人。显然他的说法有一定的可靠一性一。
但是，李孟符在其《春冰室野乘》中，把上面的两种说法都否定了，认为此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文祥为友复仇，而是另有政治原因。李孟符说，张文祥原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一员裨将，南京陷落后，离队逃脱。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时，他辗转至宁波，“开小押当自给”。
一日，他去杭州拜访一位姓徐的朋友，两人便在一起畅谈饮酒，徐对张说：“旬月前，抚帅得一无名书，发视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伪诏也，伪诏略云：现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马故回人，得书即为手疏以报，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张闻言大愤，拍案叫道：“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泄愤。”
过了些天，马新贻出示禁止私开押店，张文祥的押店被封，“益落魄无俚，杀马之志益决。未几，马已擢任江督，张适以事诣金陵，遂谋行刺”。主审官员知道是这么回事，大为惊慌，但又不想兴大狱，“故矫为狱词，而亟磔张于市。实则终无确供也。”李孟符还说，他的资料是亲睹其事的署理江宁知府提一供的，言之凿凿，仿佛也很有根据。
关于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事，时人还有别种记载，比如有人说，“马之被刺，实基于湘军中帮会分子之嚣张使然”等等，但是究竟哪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现在仍然无法确定，只好暂时存疑。
（苏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