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611—1671年）之死见于史料记载的，主要有以下不同说法：一、《清史稿》卷五○五本传记载：“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方以智传》同此说。二、《桐城县志》卷四《理
学。方以智传》记：“旅病万安，临终犹与弟子讲业论道，不及世事”。三、方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诗注有云：“辛亥十月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一浪一息”。四、方中履《砚邻偶存序》说“辛亥先公及于难，履守丧万安，祥而后返葬”；方中履《宗老梅先生七十序》道：“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五、王夫之《闻极丸翁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诗注有云：“传闻薨于泰和萧氏春浮园。”
邓之诚先生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方中通”条下，对方以智之死的记载，当为今人考证方以智死事之始，其中有云：“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粤，卒于道中。唯见黎士弘《托素斋文集》三《跋无可大师手卷》，及《仁恕堂笔记》。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蹈邓先生之踵的考证，当首推仪真、冒怀辛的《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他们的观点是：方以智为清政一府捕于庐陵，而“自南昌循赣江押解”；辛亥年夏季非常暑热，“在囚船上流行着夏季的急一性一传染病”，方以智亦患病。“在庐陵养病近一月，大约由于期限所拘，又被迫继续登程，结果被折磨而死。他的死地是惶恐滩头，一尸一停于万安，卒日是旧历十月初七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方以智晚节考》，其中有《死节考》一章，自称他之所作为“不避蛇足之讥而于《清诗纪事》之外复有此说”。他的主要观点是为方以智“不必死于病”，而是死于“自尽”；对于“自尽”的方式，虽未明指，但就其论述看，他是认为“死系由自沉”；对于方以智被捕地点，他认为不是庐陵而是泰和。余英时先生的主要论据是：方中履《祭萧孟昉文》云：“先公慷慨尽节，不少曲挠”，盖已不啻明言以智之死于自尽。
而方中履的“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殆非指病卒言；况且其所云“履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于是”，颇近于暗示其父之死系由自沉。余英时先生著作传到国内之后，冒怀辛先生又作《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对方以智死于“自尽”的观点提出异议。该文首以“方以智思想论证方之死并非自一杀”：在晚年，方以智之人生观固已超脱于生死上，既不贪生，亦不殉生，既不畏死，亦不求死，一息尚存，则随分自尽。而其“超脱生死之人生观非无意于用世，随分自尽之思想亦非消极于世间”。据此，“若以其遇难之际，必自一杀以殉……揆诸其晚年思想实际，则似尚未能泮合允洽也”；次以“史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非自一杀”：彭躬奄《与谢约斋书》云：“木公（方以智）病背发，卒于万安“，此书之尤为重要音是透露方以智之死为”病背发“；彭士望《树庐文钞。首山濯楼记》云：”怡然行素，不为恇，而卒以疽发于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
至于方以智罹难之由，就史料的零星记载看，或曰“中奇祸”，或曰“粤难”，或曰“以事被累”，更是晦隐不明。故考证者的看法亦极分歧。冒怀辛引魏世效文《书木公册子》的“甲乙之际，东南变起，公（方以智）习静青原，而究未免谣诼，呜呼，其亦盛名之难居也夫”这一材料，暗示方以智之“粤难”与“东南之变”有联系。香港学者喆勇则引王夫之《搔首问》的有关记载，责方密之在粤时，人皆以通脱短之，谓此言“其国难当前，身居揆席，听歌豪赌，笑谑一浪一游，犹为贵公子故态，故疑其粤难之祸，根在于此”。
而香港的另一位学者饶宗颐则引曾青藜为《石濂上人诗序》的“吾闻灵澈以诗游京师，缁流造蜚语，激动中贵人，由是得罪。无可大师亦以文字几罹不测”这一记载，断方以智“祸难之起，当如曾青藜说由于文字贾祸，较为情实“。
（蒋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