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43年末，魏国联合赵国向韩发动进攻，韩国求救于齐。次年，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发兵攻魏而救韩。魏国指挥这次战争的是将军庞涓，他见齐军来援，便释韩而调头迎击齐军。齐军在孙膑的策划下，施出行军减灶之计，即第一天行军营地有10万灶，第二天军队后退减为5万灶，第三天再退缩减至3万灶，装出一副怯弱畏战的样子。庞涓行军三日见此情景，心中大喜，日：“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逃亡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骑锐卒兼程倍进来追逐齐军。孙膑估计魏军在黄昏时当至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就在那里布置伏兵。马陵道路狭窄，旁多险阻。
孙膑设下包围圈。又把圈中的一棵大树斫去树皮，而书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庞涓在当晚果率魏军追至马陵，见树上书写文字，乃点火想看个究竟。未等庞涓读毕树上之字，埋伏一在两旁的齐军万一弩一俱发，魏军顿时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到，齐因此而乘胜大破魏军。这段脍炙人口的马陵之战的故事，载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它充分显示了齐国军师孙膑的足智多谋和魏军统帅庞涓的莽撞无能。
然而这段史实是有问题的。据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魏将庞涓早在马陵之战前11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战中，已被齐军生擒。该竹简的《擒庞涓》篇记：当时魏军将攻赵都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8万出击。齐国为救援赵国之难，亦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率甲兵8万击魏。孙膑为迷惑敌人，先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攻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结果齐二大夫未进入平陵城郊，在路上就遭到魏军的袭击，大败而被杀。这样，魏国对齐的来犯，开始麻痹而轻敌。接着，孙膑派遣轻快的战车西驰魏都大梁之郊，“以怒其气”；并分散用少量的士卒跟在战车后面，以“示之寡”，显现出齐军的弱小。经过这样的一番布置、欺骗之后，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果弃其辎重”而率其轻骑锐卒昼夜兼程，回师救大梁之危而来与齐军决战。于是，“孙子（膑）弗息而击之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南），而擒庞涓”。《孙膑兵法》对于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实是叙述得很清楚的，它是孙膑弟子在当时所记，不容有什么怀疑，既然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当了齐军的俘虏，如何能在马陵之战中再任魏国的将军指挥作战？既然庞涓己在桂陵之战时中了孙膑的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上当？
查《战国策。魏二。齐魏战于马陵》章云：“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同章又记齐张丑曰：“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擒）太子申。”这里记马陵之战，都没有提到庞涓为将指挥魏军以及他的下场，似乎庞涓未曾参与这次战役。《战国策。宋卫。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章述：“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有外黄徐子对太子说：“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后太子犹豫不决，勉强上阵，“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这段记载，又明确告诉我们，马陵之战是魏“太子自将攻齐”，而没有庞涓为魏将之事。至于《战国策。齐一。田忌为齐将》章云：“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记孙子曰：“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而禽太子申也。”这两条记载，都是总括桂陵、马陵两次战役而言，说明田忌为齐将和孙膑用谋略所取得的战果。而司马迁不察，把庞涓和太子申都当作马陵之战时魏军的统帅，遂造
成庞涓被生擒后又任将出战和两次被孙膑的伏兵击破的误会。故台湾学者徐培根、魏汝霖在《孙膑兵法注释》中认为：“马陵之战指挥魏军的当为太子申，而不是庞涓”，揭开了这个千古的谜一团一。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的许多地方都提到马陵之战时庞涓为魏将。如《魏世家》述，当时魏“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战争结果，魏“败于马凌，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庞涓”。《田敬仲完世家》又记，此次战役齐“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当年并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又把这次战役的经过，写得如此栩栩如生，他必然另有所据。
有的学者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齐生擒后，可能不久就获释放，因此到马陵之战时能又任魏将，与孙膑再次交锋。这就像春秋时秦穆公的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晋俘获后又被释，不久即再次率师伐晋一样。有的学者还考证，据《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在桂陵之战的次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击败齐，宋、卫的联军于襄陵，齐国不得已而清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和。庞涓之被释放归魏，应即在此时。
魏将庞涓曾否参加马陵之战，是司马迁误解《国策》，错记入史，还是被俘又释，再次上阵指挥？探究历史事实的真相，当进一步认真的辨析。（徐小谊）
赵高为何乱秦政？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一宠一信的权臣，他居高位后，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著名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指他玩一弄权术，蒙骗君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秦朝的灭亡，多少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有关。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述说赵高的身世云：“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能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符合了“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的胃口，遂得始皇一宠一信。以后赵高私下勾结公子胡亥，蓄谋利用胡亥作为篡权工具。秦始皇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临死前，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一陽一会丧并嗣位，诏书未发出，秦始皇已死，赵高对李斯进行威胁利诱，一起伪造了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死。接着，他又设法处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二世上台后，赵高又劝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不少秦朝的宗室大臣，因赵高的陷害而被杀，连李斯也未能幸免。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落入赵高手中。
对于赵高的身世，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条云：“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也。“这种说法，据他自己说出自《史记索隐》，影响颇大，连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中”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也引用了这个观点，认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另一种说法，认为赵翼这个观点，显系臆说，本意无非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查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隐”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即使赵翼真见了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难以置信，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有很大出入，而“索隐”出于唐一人司马贞之手，其史料价值难与《史记》并论。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能理解为“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
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系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赢，却又以赵为氏，《史记》中有明文记载：“太史公曰：”秦之先为赢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谓”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的本家，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定赵高是个“宫人”，但他是怎么变成“宫人”的，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清代赵翼认为，他是“自宫以进”，施行苦肉计，目的是为了报仇。但是这与《史记》中说的“生隐宫”有距离，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隐”的文字说：“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官。谓”隐宫“者，宦之谓也。’”这就是说赵高并非“自宫”，而是因其父犯刑而殃及于他，成为“宫人”。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新鲜，以为赵高并非“宫人”，理由是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赵高一逼一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如赵高有女，则非“官人”无疑，但仅仅根据一出京剧传统戏为凭，根据不足。而京剧《宇宙锋》是根据什么来编写赵高一逼一女嫁给二世的情节的，这恐怕也是鲜为人知的。
据上述可知，赵高并非赵国公子，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关于赵高乱秦政，历史上还流传不少故事，但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子婴梦见秦始皇的鬼魂对他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一陽一狱”。
这故事具有天道轮回的意味，荒诞不经，当然不足为信。
其实，无论赵高是否赵国公子，也无论他曾否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这就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刚建立不久的秦王朝被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燎原之势，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第一次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终于推翻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
（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