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之所以选择去美国留学，是因为美国当时的环境是自一由经济的典范，有很多机会超出我的想像。
十年之前，我与当时国内演艺界的一些明星私交甚笃，他们从未到过美国，而我正好有这方面的资源，为此我策划了一场演出，并在美国十个大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就在这些明星要来美国之前的第九天，律师事务所告诉我，美国大使馆给他们拒签了！
不能如期演出赔钱倒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将被几千人同时起诉——这在美国是重大的欺诈罪。
我很害怕，但是我不甘心。
美国是一个政治家的社会，但同时，这个民一主的社会也重视每一个纳税人的意见。因此我给当时加州的54个众议员、两个参议员，每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正在筹办的中国艺术家演出遇到了怎样的障碍，最重要的是，我郑重地写道：“我可以承受我经济上的所有损失，但我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些每天向我询问的儿童。你们都曾在竞选时承诺，要为了美国的下一代，现在请你告诉我，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而且“如果在三天之内我看不到你们的回复，我会将原文转发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
几天之内，邮件、电话、传真纷至沓来，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各自的力量把我的要求传达出去，那几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突然接到了无数来自移民局、办公厅等部门要求调查这个案件的电话。在如此高一压之下，我终于在五天之内拿到了签证。
我用三道EQ题来面试我的秘书，并规定答对一道题月薪1万，两道题2万，完全答对就是年薪36万。
题目很简单，比如：营业员小王错将一台价值两万元的电脑以一万元价格卖给了李先生，你是小王的经理，现在需要你写一封信，把这一万元的差价要回来——这种题简单吗？很简单，会写吗？谁都会写；但写了之后能把钱要回来吗？大多数人肯定要不回来了，但其实是可以要回来的，所以回去想想，应该怎么写。
我的秘书之所以成为我的秘书，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他在面试的时候实际上一个问题都没答出来。但关键是，我并不需要一个聪明过人的秘书，我只需要他在一定的环境下能够帮助我协调好周围的资源。果然，他调动身边的一切资源，用了一天的时间，给出了答案，他被录用了。
我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刚刚所讲的只是我所面对的壁垒中的万分之一。面对这样的壁垒，很多人跑掉了——千万不要跑掉；还有很多人说，我对自己有信心，我跟这些壁垒去对撞——这样的人比跑掉的人更愚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与壁垒对撞，最后能够取得成功。所以一个人面对壁垒，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绕过它们，一个人的能力会在绕过这些壁垒时体现出来：而且对你而言是壁垒的，对他人而言同样也是，若你能绕过，相当于把一大部分竞争对手挡在了身后，那么最终跑在前面的始终只是那么寥寥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