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1 月，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国民一党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重新解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一主义”内涵，把旧三民一主义发展成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一主义。
会上，还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一产一党一党一员和青年一团一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一党一的决议，以这种方式建立了国民一党一和共一产一党一的合作。但由于对三大政策的态度不同，国民一党一内部逐渐分化成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廖仲恺为领袖。廖仲恺当时担任国民一党一中央工人部长，后来又兼任农民部长，他的夫人何香凝担任妇女部长。右派的首领是胡汉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右派要占到半数以上。汪一精一卫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中间派，他在高层领导中势力薄弱，便高唱“革命者向左转”的口号。并与蒋介石合作。这时蒋介石还不是中央委员，但国民一党一元老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等都积极支持他，他也竭力取得共一产一党一的支持，在军队，特别是黄埔军校中，有很大实力。
最初，因为有孙中山的领导，左派声势很大，右派则受到束缚，廖仲恺成了仅次于孙中山的实权人物，因此更遭到右派的仇恨。
1924 年10 月，孙中山去北京商讨国家大事，因患肝癌，于1925 年3 月12 日在北京逝世。此后，国民一党一内各种固有的矛盾开始激化。号称“反共急先锋”的冯自一由等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反共产、反苏俄；开除共产派；反对罢工；各派老国民一党一大一团一结”的纲领，企图破坏国民一党一和共一产一党一的联合战线。胡汉民也开始阻挠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续实行，限制共一产一党一人在国民一党一政一府中的作用，限制正在蓬勃一发展的工农运动。廖仲恺在共一产一党一人的支持下，挺身而出，和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发表言论，批驳国民一党一右派，并促使一党一中央将冯自一由等右派一党一员开除出一党一。
然而，右派的气焰并未因此而减弱。国民一党一和共一产一党一的合作，中国的国民革命，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在争夺国民一党一最高领导权的问题上，又一次激化起来。孙中山临终前，虽然留下了政治遗嘱，但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以后，国民一党一内也难以找到一个与孙中山的政治声望可以相比的继承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很难通过民一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国民一党一的最高领一导一人。于是，国民一党一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争夺这个最高领导的位置。
在国民一党一右派人物中，胡汉民不仅是资格最老的国民一党一元老之一，而且也很有政治实力。孙中山逝世后，他是国民一党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会议主席，并且代理大元帅，还兼任广东省长。胡汉民自以为国民一党一的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国民一党一党一员的不满，要胡汉民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廖仲恺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继续让胡汉民掌握大权，势必危及革命。他在苏联顾问和共一产一党一人的支持下，排除右派的干扰，果断地筹建了广州国民政一府。1925 年7 月1 日，广州国民政一府成立，当时仍以左派面目出现汪一精一卫担任主席。胡汉民被迫辞去了代理大无帅的职权和广东省长职务，只在国民政一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然而当时国民政一府只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苏联代表鲍罗廷在广州国民政一府中的影响很大，实际上中苏关系由他在沟通，不懂外语的胡汉民只得到了一个无权的闲职。廖仲恺在这次权力转移中，完全不贪个人名利，只担任了财政部长。但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廖仲恺是革命左派的真正旗帜。
国民一党一右派不甘心失败，他们把仇恨都集中到了廖仲恺身上。廖仲恺已成为右派夺取一柄一民一党一最高领导权、实行反动纲领的最大障碍。
右派中的极端分子，决心杀害廖仲恺。他们在香港筹备了200 万元巨款作为谋杀革命者的经费。
1925 年8 月，广州城里谣言四起，对国民一党一左派领袖进行威吓，迫使他们向右派让步。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也听到了风声，感到问题的严重，不禁为廖仲恺的安全担心，同他商量说：“既然有人打算行刺，你也该多带两个卫士，加强防备才好！”廖仲恺淡淡一笑，说：“增加卫兵，只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止他们行凶。我天天要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一团一体去开会演讲，一天到晚不知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谋害我，完全可以化了装混在人群中下手。我生平为人处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一党一、对不起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存心想暗杀我，预防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是决不能松懈一步的！”
廖仲恺照例按自己的计划去进行工作。
8 月19 日，上海一家报纸竟荒唐地登出了一份关于廖仲恺死讯的电文！
廖仲恺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这天晚上，他为黄埔军校筹集资金，直到深夜才回家。
8 月20 日，廖仲恺匆匆地吃了早饭，同何香凝一起，去国民一党一中央一党一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 次会议。路上，他们遇上了国民政一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便邀请陈秋霖一同乘车前往。
这天，国民一党一中央一党一部门前静得出奇。往日林立的岗哨不见了；应该来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委员们也迟迟没到；中央一党一部周围的街口，偶然有人经过，也是来去匆匆；路旁树荫下，几双可疑的眼睛在闪射一出狡黠的光亮，中央一党一部门口，几支黑一洞一洞的槍口正虎视着前方的开阔地。
一个罪恶的一陰一谋，正在国民一党一中央一党一部门前悄悄实施。
汽车在中央一党一部门前停稳，廖仲恺、何香凝、陈秋霖先后跨出车门，向中央一党一部走去。廖仲恺边走边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是9 点50 分，三人登上台阶，正准备举步进入中央一党一部大门时，突然有五、六个人从门前的石柱后面窜出来，持槍向廖仲恺射来。廖仲恺“啊”了一声，身一子一晃，倒在地上。
何香凝见廖仲恺中弹倒地，赶紧扑过去，将他一把抱住，大声呼唤：“仲恺！
仲恺！”
陈秋霖听到槍声，刚一回头，一粒子弹已射进他的腹部。他踉跄一步，倒在血泊中。
槍声惊动了中央一党一部内的警卫。此时，廖仲恺的卫士和中央一党一部的警卫立即拔槍还击。一阵槍战过后，一名凶犯被击伤擒获，其他凶犯夺路逃走了。
人们在慌乱中把廖仲恺和陈秋霖送到广东大学医学院急救。廖仲恺已奄奄一息。医生检查发现，廖仲恺身中三弹，都在胸腹要害部位。虽经医生全力抢救，廖仲恺终因伤势过重，与世长辞，当时仅48 岁。两天以后，陈秋霖也在医院逝世。
廖仲恺被刺的消息，震惊了广州各界各阶层的人们。当天下午，国民一党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一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廖案特别委员会”，授予它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非常局势，并负责廖案的侦破和审判。会议还推举汪一精一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会负责人。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当天就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并命令黄埔军校学生在海岸布防。可是，捉拿凶手的工作相当艰难，被抓住的那个凶犯伤势过重，只断断续续供出些凌一乱线索就死了。侦办人员只知道他名叫陈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槍照和一张名单，槍照系南京16 号，1925 年8 月4 日由建国粤军南路第一路司令梅光培发给；名单是写在新珠海酒店信笺上的，是吴培、梁博、陈细三人的姓名。此外，陈顺在临死前交待，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朱卓文。
侦办人员首先将梅光培拘捕。梅光培在受审时解释说，槍照虽然是以他的名义发的，但他并不亲自处理这种事，而是他的参谋长郭敏卿经手办理。
他仔细看了看陈顺作案时使用的手槍，证实这是朱卓文的，因为这枝手槍比一般的左一轮手槍要大，可以发射机关槍子弹，所以他见到后印像根深。
侦办人员随后逮捕了郭敏卿。郭敏卿承认与朱卓文过去关系密切，但又说最近已不来往。
陈顺身边名单上的梁博也被逮捕。梁博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侦探，曾是朱卓文的部下。梁博的妻子林氏交代说，梁博听说廖仲恺被杀后，便说一定是陈顺干的。据此，梁博被认定为此案的同谋犯。
接着，《国民新闻报》的赵士伟也被作为嫌疑犯关押。
各种证据都表明，暗杀廖仲恺的主犯是朱卓文。8 月25 日，特别委员会下令逮捕朱卓文。然而，朱卓文已经得到消息，逃出了广州。其实，这场谋杀的元凶，则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胡毅生虽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却组织领导了“革命纪念会”和“文华堂”两个组织，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以“反共产”为口号到处拉人入伙，见人就说：“你反共产吗？如反共产请加入来！”这一伙人暗中策划打倒廖仲恺、刺杀廖仲恺。此外，他们还有煽动军人反叛的嫌疑。为此特别委员会决定拘捕胡毅生。可是胡毅生也逃走了。
尽避如此，国民一党一右派仍然成了众矢之的，右派领袖胡汉民又是胡毅生的堂兄，更加难逃指责。汪一精一卫派兵以追捕胡毅生为理由，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一时间外界议论纷纷，认为汪一精一卫将把胡汉民逮捕法办。胡汉民此时已完全被排斥在国民一党一中央领导层之外。最后，蒋介石以“保护”为名，把胡汉民接到黄埔军校，实际上是控制胡汉民的行动。
9 月15 日，汪一精一卫在国民一党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报告，为胡汉民辩解，一再表示“政一府”对胡汉民没有成见，并提出把胡汉民打发到苏联去，将他排除出国民一党一领导核心。
9 月22 日，胡汉民起程赴苏联，在此前后，国民一党一右派的代表人物也纷纷离开广州。国民一党一的领导大权落到了汪一精一卫和蒋介石手中。他们借廖仲恺被刺杀的机会，完成了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转移，而对于刺杀廖仲恺的凶手，却迟迟不作处置。直到1926 年1 月，国民一党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何香凝等人的努力下，才决定尽快处理廖案。然而，胡毅生、朱卓文始终没有抓到，最后只槍毙了一个郭敏卿，监禁了其它几名凶手，草草了结了这一桩大案。
（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