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二甲第十九名进士。
人肉责任人，与人家的学历、文凭有毛关系？这在别人那里无关紧要，放在马士英这里还真异乎寻常。
东林党人认为马士英、阮大铖搅到一起，是气味相投的缘故。这个看法即使不邪恶，也够书生气。比较合乎情理的，他们的关系比谁都铁，最初起作用的是“同学录”——
马士英万历四十七年中得进士，其实他万历四十四年即已参加了会试。这一年，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同在京城呆了数月，会试后一共高中。奇怪的是，马士英却没有参加殿试。至于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估计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只能查明这个情况属实。所以，马先生当了中国高考史上第一个知名“复读生”。
查复读，不是要给马先生揭短。复读，压根也不是一件坏事，没考到大学，先考到同学，同样受益匪浅。你复读几年，自然会有几倍的同学，人脉关系就要比人硬几倍，有什么麻烦事，别人跑断腿，你几个电话搞定了，还有一两同学要请你搓一顿。
那时虽没有“复读”的相关规定，但他与上一届的阮大铖的“同学(同年)关系”，还是能够确认的。有了这层“同学”关系，后来又一同受到组织处理，马士英与阮大铖再在南京城相遇，这个场面就不是两个倒霉干部的路遇了。相互对视，坐上酒桌，怎么地也得多喝两盅。
让他们成为“同学+兄弟”的，那要感谢周延儒了。
周延儒(1593—1643)，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人，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37岁首拜首辅，49岁二度为相。二度为相的周延儒，曾革除前任弊政，免除战乱百姓欠税，起用有名望朝臣，朝野称贤。最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周总理不得不编点假新闻逗乐皇上，戏法穿帮，被责令自杀。
你也看出来了，周先生本领大，官也大，折腾更大——折腾了十几年，也只是重回旧岗，并且折腾掉自己的老命。
周延儒与马士英、阮大铖实质性地扯上关系，便是他二度为相的敏感时期。
当最大的官，就要使上最大的银子。周延儒花出的银子有多少立方，我没搞清楚，因为这明显超出了一个作家的权力范围，有侦缉权的部门可以一试。反正很大，大到周家的银子堆在一起都不够份量，最终还要到社会去募集股金。
这个时候，阮大铖提了一袋银子，决定投资创业股。
阮家是个大户，虽说都是从贫下中农那剥削来的血汗钱，但也算是合法收入。相对于阮家，周延儒严重违规，太不厚道了。他收了人家的股金，不仅不给人股票，连张收据都不打，只给了一桩期货，还是口头的——
周延儒对阮大铖说，干部工作不是我一人说了算，你受组织处理的时间还不长，我要是勉强推荐你，万一有人举报，组织上又不批准，对你对我都不好。你不如推荐一个条件成熟的哥们，我栽培他，他再栽培你。
靠！这才是官场的高级黑，收钱不办事，连责任都甩出去了。
阮大铖的银子也打到专用帐户了，结局弄出这个样子，心比割肉都疼。一咬牙，将马士英的名字报了出去，就当是买了张“刮刮乐”。
这事的真伪，不好说。正史与后世文人，都一致认为阮大铖拿了一大笔钱入股，让周延儒去当首辅。但阮大铖刚犯过错误又提拔不了，周延儒让他推荐了好朋友马士英，马士英再去提拔阮大铖……几乎就明着让阮先生钻套。因为这笔交易如果能赚钱，必须有很长的连环套连起来：周延儒上台后马上把明朝搞倒，让马士英趁机崛起;马士英马上成为权臣，有能力提拔阮大铖……时间要是晚了，阮大铖也等不那一天了，别说升官。
投资入股求官说，假设前提也太多了点。不过，这好像又是真的。因为，周延儒谈过的期货还真出现了，并且颇有收益——马士英真的在崇祯朝复出了，官也确实越做越大，并且最后帮助阮大铖圆了官梦。
这事，我认真研究过，发现了正史与野史的两大元素：一个叫扯谎，一个叫扯淡——
起点，阮大铖给周送钱;
终点，周延儒给阮谋官;
中间，马士英两头运作。这马士英，到底是投资人，还是拿干股呢？
大买卖的破绽，正在马士英这里。事实上，马士英的复出，并非出自周延儒之力。如果当初周延儒确实承诺过，最后又在玩深沉，这个人那真是职业黑！
向崇祯皇帝推荐马士英的，是礼部侍郎王锡沄。当时，首都的形势相当不稳定，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进剿。结果，叛贼没剿灭，自己兵败身亡。
京城好像有段顺口溜：“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保定是朝廷的狗腿子基地，现在可好，狗腿子它疯了，不咬贼，咬主人！
紧急关头，王锡沄想起了消防队员马士英。马士英办事干练，长于谋略，出山的第一回合，就将刘超给灭了。因为这个缘故，马士英担任了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地军务。
所以，王锡沄还是有点伯乐的天份，马士英也是凭真功夫吃饭。要是办桌答谢宴，马士英第一个要请的是王锡沄。要是请了周延儒，那是请领导作陪，根本就不是主客。
至于马士英后来还能平步青云，那只能倒叙，从结果来推测原因——
朱由检在内外交困的关键时刻，倘若拉上一大家子果断南巡，实施战略大转移，即使军队来不了几个，干部断断少不了一堆。倘若不是他什么动作也没有，直接就到树上去上吊，那么，留都南京周边的无论是论官职和还是军事实力，马士英都难入选“前10强”。
马士英的意外成功，是因为成功意外。当事各方，都不愿穿帮——周延儒不会，阮大铖不会，要抹黑马士英、阮大铖的人也不会——没有好处，谁愿说真话？！
《明史》中的马士英与阮大铖，被批处理在同一子目录下，与他们的老领导周延儒，同在“奸臣传”根目录下。
这种处理方式，具有相当的喜感：马士英在京城失陷后的一个多月里，迅速组建起抗战大本营。在弘光朝不投降不足以平民忿的背景中，抗战到底，被俘不屈，为明朝献上自己的项上人头，成为史册中的奸臣唯一！要知道，那正是满清人人力资源紧张的时候，凭自己厚重的身份，改换门庭，马士英也是满清梦寐以求的“二臣”。
南明史乘颇多门户之见，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说：“余于南明史事，凡东林、复社中人所撰著，必当推察至隐，不敢轻于置信。读史者当以至公至大之见，衡其得失，勿徒震于鸿儒硕学而有所蔽焉。”近人姚大荣曾为马士英专门写过一部《马阁老洗冤录》，精彩地论述过《明史.奸臣传》与《桃花扇》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明史》的蓝本，竟是《桃花扇》。《桃花扇》，十足的文学经典！
回过头来看看周延儒，这个收钱不办事的家伙，确实没给马士英、阮大铖升官帮忙——收钱不办事，才称得上大干部。
无意中给马士英、阮大铖帮了大忙的，是史可法。史可法历史地位的快速飚升，与马士英还真如出一辙。朱由检上吊时，他同样占有地利天时——南京兵部尚书。但与马士英趋势不同，史可法在弘光朝的份量逐渐淡去，因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失宠，后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