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洪承畴面前存在着死不低头的张春、黄道周等人，存在着“矢死崇祯人”的傅山、顾炎武等人，要想将洪承畴纳入促进“统一中国”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为“汉奸”洪承畴翻案的声音起，30多年来，与之有关的话题一直是热闹非凡。在1991年出版第一部洪承畴的传记后，再版、改编的书籍层出不穷，以洪承畴为主角的戏剧、影视也是连番登场。固然有某本新书书名所说的“开清第一功”的声音振聋发聩，而“灭明第一人”的洪承畴也绝非担了虚名。哪怕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今天，这个3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依然会牵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可见，历史永远也无法割断与现实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管采取何种立场，尊重历史事实是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前提。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洪承畴作为明朝第一高位的降清大臣，给予明朝直接而致命的打击是：以蓟辽总督的身份降清——明朝方面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机密的主事人，泄露了由朝鲜香山和尚独步僧穿梭联络、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朝鲜与明朝的秘密军事合作计划，其中一个具体步骤是会合登莱明朝水师与朝鲜总兵林庆业的船队，在义州截杀清军。而朝鲜出兵的目的是为了救回在沈阳做人质的朝鲜太子和麟坪大君。洪承畴的泄密，不仅使朝鲜方面主持其事及执行计划的大臣沈器远、将军林庆业等遭杀害、灭族，还导致了朝鲜朝廷中的“拥明派”被一扫而空，也为朝鲜彻底转向清朝扫清了障碍。对整个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言，所起的作用也非同小可。朝鲜大臣所谓“多小情款，都付回人，血泣封缄，肝肠欲裂，万万不宣”的沉痛，300年后依然血泪淋漓。这就是洪承畴过去未曾显露出来的一个“本来面目”。
洪承畴还有一个未曾显露的“本来面目”是参赞清廷杀害崇祯太子朱慈烺，以双手沾血的方式，通过了清廷的甄别和“染缸”政策的考验，为彻底斩断明朝皇统，消除明朝的政治影响再助一臂之力。当时的历史情境是拥立明太子、重建明朝与清兵入关、夺取中原是水火不相容之事，如果拥立得逞，即使清兵入关不至于白跑一趟，也会让夺取中原成为画饼，更会面对与重建的明朝的战争。在通过这次考验之后，洪承畴得以就任招抚江南大学士、西南五省经略等要职，都是以过河卒子的身份往前拱行时留下的痕迹而已。因此才会有历史学家发出世上若无洪承畴的感慨，这是站在明朝立场上的感叹。
在清兴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再设想如果洪承畴忠于明朝，明朝是否就可长保不亡，这未尝不是无意义的空想。除了寄托某种情怀之外，对理解历史本身无实质裨益。而洪承畴在清朝的历史，正如他在明朝的历史一样，也是可说可感可叹，并且是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要谈“开清第一功”，就不能撇开洪承畴作为“灭明第一人”的角色参照体系。洪承畴的后半生，准确地说，就是一段扶清灭明的历史，这也是他“本来面目”的一个方面。至于后世的读者、看客，愿意站在什么立场，那是个人自由和意愿的选择，无需多论。但历史的原则是需要公平，需要参照——即使是以一个“他者”的立场，也要周知、关照到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
不管从哪个话题出发，都要理解、尊重历史情境。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是不能不贯彻的原则和精神。比如有关300多年前洪承畴为何要降清的话题，历史记载既多又乱，可见这是一个能够引发历代大众兴趣的话题。虽不能起洪承畴于地下，但可以肯定的基本事实是：绝食求死曾是洪承畴在被俘的最初几天里一鼓作气干过的事，但没有坚持多久。所以百余年后，乾隆皇帝判断洪承畴是“悻生畏死”也不是无中生有。想必，即使不是清朝的皇帝，而是洪承畴的发小或家人这么说，恐怕他也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如果照顾到最易化解国家、民族、道德、文化等宏大叙事体系的私密亲情，承认人性的弱点，夹起尾巴低调做个两截人，不比将洪承畴塑造为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等画虎类狗的形象更加明智？比洪承畴更早被俘的明朝督阵监军兵备道、太仆寺少卿张春，为促成明朝与后金乃至清朝的和议，以“难夫”身份“流离殊域”十年整，坚不剃头，居古庙，服故衣冠，“苦留讲和”不失臣节而死，也不放弃忠明立场，终于成全了素志。只要在洪承畴面前存在着死不低头的张春、黄道周等人，存在着“矢死崇祯人”的傅山、顾炎武等人，要想将其纳入促进“统一中国”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这就是宏大叙事在历史情境面前遭遇到的无情困境。
1642年的国家叫明朝，1642年的国家也可以叫清朝。明朝本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再让清朝来统一一次，这体现出了什么历史发展趋势？在洪承畴降清以后的100多年里，清朝确实是开疆拓土，奠定了比明朝更广阔的疆域，但这种情形可是在洪承畴投降之初就能看得出来并能作出的正确抉择？在洪承畴降清后的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里，上从大清皇帝下至三四朝老臣仍看不出“历史发展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洪承畴难不成是一个有千里眼技能的历史先知？何况清朝除了开疆拓土的超越之外，帝王专制主义的弊病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超越。在西方资本主义凯歌行进于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开展之时，清朝士大夫则被彻底打断了脊梁，只能趴在地上跪呼万岁，民族的创造力和活力被遏制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中。一个屈辱痛楚的近代正在不远处的将来等待它的蹒跚入彀，这不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吗？当时的洪承畴，除了在降清做“贰臣”或求死做烈士的选择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或是更佳、最佳的选择，这样的话题或许还会更有意思一点。
再看看怎么也绕不开的民族话题。当时的民族固然不止满、汉两族，但满、汉之间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这是由清朝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现实。首崇满洲的国策，旗民分治的格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习俗，无不彰显着胜利者不可挑战的威权与地位。失败的明朝官民，在明朝灭亡后继续进行的反抗斗争和抵抗运动，被称作“阻碍清朝统一中国”，这种用现代语境去强奸历史的做法，与让洪承畴穿上中山装出演电视剧又有什么区别？而真实的剧情是：尽管是以尽力“周旋满臣”而闻名、并早已出人头地的洪承畴，也以为自己放弃国家(明朝)和民族(汉族)的身份，申请加入清朝国家的八旗汉军籍贯，就能得到满族的身份证，可工资却依然是按照汉人的标准发放——这不是给苦心孤诣往洪承畴脸上贴促进“民族团结”标签的赞颂者甩了一个大耳刮吗？想当初，洪承畴希望变成满人的心情有多迫切，可历史偏偏是这么无情又铁血——在满族人的幸福时代，哪怕是入旗的汉人依然非我族类！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空谈洪承畴降清促进了“民族团结”，除了无聊，真看不出还有什么意义。即使清初最会做文章的江南才子陈名夏以及洪承畴的学生，为了替朋友和老师做出忠孝文章，也只能将他的生平一刀两断。只有彻底斩断他与明朝的联系，就清言清，在清为清，才能开谈“开清第一功”之类的话题。而这种话题早已被清人做得题无剩义，重拾牙慧很有意思吗？
洪承畴降清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分歧、文化多元的时代。当时有个山东御史罗国士就说起过：“如今说忠孝，真是酸腐人！”可见那个时代也不只流行一种价值标准，不存在一个纯粹、单一的语境。即使在那样的语境里，做文章的文人学士们仍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某些底线，反倒是打倒了孔家店后，经历现代文化思潮洗礼的学者文人们肆无忌惮到了极点：将一个战战兢兢、处处受摧折的贰臣，塑造成能逃出如来佛掌心的孙悟空。说实在的，那些假大空的标签和贴金还是不要了，或许更体面些。平心而论，无论对明朝还是对清朝来说，洪承畴都是一个人才，一个至关重要的肱骨大臣，并非可有可无的闲杂人等。自然他的选择，也就不是一种无关轻重的个人自由，而被赋予了承担历史兴亡的大责，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到了这个位置。或许他可以选择放弃，但他不能选择背叛——这是作为一个肉食者、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朝廷高官，从踏上仕途伊始就该明白的一点;也是作为存在社会之中的个体，应该照顾到的基本伦理道德。在任何政治规则中，背叛永远都是不被原谅的致命伤，这也是拥有“开清第一功”的洪承畴，又被清朝皇帝纳入“贰臣”行列的内在原因。
洪承畴的选择和作为，首先照顾了自己作为生物自然人的本能，而抛弃了其他存在的需要关照的社会、政治层面关系。这一点洪承畴自己应该很明白，所以降清后的他从来都是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借助退让不争以全身远祸，以无为待机谋取功利善巧，这在他后半生的三次辞职中有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能熟练处理政治危局的事功官员，洪承畴之所以能在那个成王败寇的严酷时代，在那个兴衰无常的历史夹缝中占有一席之地，恰恰是得益于他前半生所学的儒家思想和中庸之道。这使他能够在处理复杂政治局面和转圜各种人际关系时，历练圆融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从而成为不少后学、乡贤的榜样，在成败转头空的渔樵闲话中，留下了他特有的不传之秘与度人金针。
总而言之，不管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还是500年、1000年的历史情境里，历史人物所服务的对象和活动环境中始终存在着一些难以改变的原则和底线，比如由忠诚与背叛、公平与正义、道德与事功等基本要素构成的价值评价体系，同时也适用于国家、民族消亡之前的大众心理结构及普世思维系统。安放生命与放飞灵魂的二难选择，将永远困扰着洪承畴这个无法摆脱历史情境与现实交响的夹缝中人。
(作者杨海英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