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没有任何羁绊了，他要一展雄图，他修改法律，使西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大辟四百零九条”，他所奉行的重刑主义之繁苛由此可见。可以说，汉武对“文景之治”的另起炉灶，翻开了中国刑法史上最酷烈的一页。
但是，治国手段的打、杀、罚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需要洗脑，要统一思想。
关于统一思想的智慧，不独今人，古人很高明。汉武帝在窦太后死后的第二年，就“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久，他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中国两千年，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要独尊儒术？
汉武帝这人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位喜欢儒生的人。他和他的先祖刘邦一样，都认为儒生酸酸的，一股酸腐之气。刘邦甚至一看见儒生，就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撒尿。
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追随文帝推崇的是黄老哲学，因此，“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社会和谐而繁荣了。中国这个社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历史上看，有时皇帝兢兢业业地上朝理政，管得太宽，管得太多，管得太细，民众的生活、生产水平反而下降。皇上不管了，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农人们自在地耕种，自由了，丰衣足食，连六畜都兴旺了。例如文景二帝，实行无为而治，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了。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与变法，最要紧的就是“放权”，只要皇帝和大臣们不管，让小民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生产就发展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但是，上天赋予人类之口的两项基本权利——吃饭与说话，人们既要吃饭，也需要说话，文人们针砭时弊，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习惯，那时战国七雄并立，文人们要话语权，你奈他何？你要处置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弄不好，知识分子走人，到他国去了，人才的流失，有时对王国的威胁甚大。如商鞅离开魏国，韩信离开楚国。但是，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九州社稷，天下归汉，你往哪里跑？胡言乱语，威胁君王的统治，杀你没商量。即令你忠心耿耿，但苦口良药也让皇帝十分的不快，甚而恼羞成怒。当然，汉武帝毕竟是汉武帝，他绝顶聪明，他知道打、杀、罚只能管治人的肉身，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因此必须借助一种文化的力量才能统一思想。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的道统最符合统治。不是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多好，特别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至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把家与国合二为一，君王不仅统领“国”，还渗入“家”，君王的权力无处不在。从商鞅变法将君王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人的生活与农业的生产之中，政治便无孔不入了。而商鞅、李斯等人将酷严的刑法覆盖社会，虽然用法术势封住人们的口，但寒蝉效应使人们普遍将不满甚至仇恨深埋心底。因此，仅仅靠打、杀、罚等镇压手段还不够，选择儒家思想最适合统治。因为，儒家的道是王道，儒家的制是礼制，儒家的政是仁政(理论与实践不一定结合)。反正，儒家维护君主专制是有一整套理论的，关键是冠冕堂皇，拿得出手。因此，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既能统一万民的思想，又能通过罢黜百家，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于是，儒学即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登上历史舞台了。
董仲舒这人运气一直不好，可以说是一位一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但是，当汉武帝发出求贤令后，他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于是，董仲舒捉刀弄笔，冥思苦想，终于写出一篇绝代名作——《天人三策》。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一文，名闻天下。
汉武帝派人把他迎进宫来，董仲舒欣喜若狂，他在宽敞华丽的大殿见到了这位英武气盛的皇上，历史上一场影响千年的君臣对话开始了……
中国的读书人从古至今，梦寐以求的就是通过面见皇上，以显示自己的毕生所学，施展勃勃抱负。运气好，能入相晋爵，为国君分忧，为国效力，扬名立万。因此，这类君臣之间的对话，是史书上津津乐道的话题，读书人趋之若鹜的就是需要这个境界这个际遇。像商鞅，他通过与秦孝公的四次对话，最终获取显赫的官位，实施他的变法。而后世的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对话，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对话都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有关董仲舒面见汉武帝提出“天人三策”的内容，历史上的说法不一，但，董子阐释天命与灾异的善恶因果，以及改变黄老无为之治而倡行儒教德治，践行德主刑辅乃至独尊儒术统一万民思想的治国对策，引起汉武帝的深思。按董仲舒的说法，只有独尊儒术，才能统一思想。董仲舒用阴阳学说作比附，以“天人感应”为先导，提出了系统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汉武帝的聪明就在于他对董仲舒思想的整体接受，在具体问题上仍然我行我素，即在局部问题上另搞一套。换句话说，有人评述汉武帝，在思想层面尊崇儒家，在管理层面上执行法家的手段，这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
据此，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虽然董仲舒的主张获得了汉武帝的采纳，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为儒生入仕开了方便之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学说也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的思想震荡，但董仲舒面见皇上后的命运与运气，似乎没有商鞅、王安石那样好，甚至不如康有为。汉武帝只用他的思想，用他的主张，并不重用他本人。他没有得到重用，他失望至极，正逢汉高祖陵庙失火，董仲舒拟文称这是皇上不修德引起天降灾异，此事被主父偃告发，董仲舒被拿下，他身陷囹圄，险遭死刑。此刻，董仲舒才知因言获罪的厉害。原来，他所说的德主刑辅、重德轻刑，汉武只是表面上赞同，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却是选择性适用。
董仲舒入狱了，他的“天人感应”之说，让汉武帝心存顾忌。汉武对天命的迷信，使之深感上天惩罚的阴影无时不在围缠着他，因而汉武在四处树敌(包括自己的亲人)的同时，除求仙祭神外，也在执行层面就一些疑难案件的处置诉诸于《春秋》经典，这便形成了《春秋决狱》。
何谓《春秋决狱》？
该书的作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研读儒家经典，学富五车，他被“去位归居”后，在家著书立说。而朝廷每遇重大案件，如有疑难和分歧之处，汉武帝多派酷吏张汤到董仲舒家中求教。董仲舒则以《春秋》为据，引经据典，解析案例，辨明是非。朝廷派员请教的次数多了，董仲舒据此把这些评判的案例和讲授的内容结合起来，加以整理，用《春秋》的儒家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以儒家经典判案的原则。董仲舒写成的这书籍，便取名为《春秋决狱》。
汉武帝尊崇儒术，他在法制问题上倡行“以礼入刑”、“德主刑辅”，是否在司法过程中表里如一呢？
本来，《吕刑》“明德慎罚”是“以礼入刑”之发端，而孔子倡导“克已复礼为仁”则为儒家法制之基本思想，因而“礼”、“仁”在诸法合体中，逐渐成为儒家的德政理论基石，进而形成“德主刑辅”的古代法制原则。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执行“德主刑辅”较好的并非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这方面，西汉不如唐宋，如唐太宗就曾让死刑犯回家省亲，这些死刑犯深受感动，居然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个不少地返回牢笼，甘愿引颈伏法。唐太宗恻隐之心大发，将这些死囚赦免;又如宋仁宗时，四川一士子献诗给太守，诗曰：“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四川太守将这士子绑送京城，可宋仁宗却说：“这老秀才写诗泄愤，怎能以言治罪？不如给他官做”。可见，唐太宗、宋仁宗均有德法善治的所为。事实上，唐贞观年间和北宋朝前期，皇朝皆能遵循宽仁慎刑、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
平心而论，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也曾将一些疑难案件诉诸《春秋》，董仲舒以《春秋》为据，寻章摘句，辨析法理，或多或少还是影响了汉武帝。但在功利主义摇篮成长的汉武帝好大喜功，不可能全盘接受“德主刑辅”的办案原则。因而在大多数时候，汉武帝仍坚持“轻德重刑”，实施严刑峻法。如在冤杀李陵的“夷三族”案件中，对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的诛杀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可怜李陵三族大多是妇人小孩，被株连杀戮，用刑之酷，史书上说，先用小刀在脸上刻刺，然后逐一割掉鼻子，再切下脚指，最后活活打死，把头挂在旗杆上，尸身剁成肉酱，其情其状之惨，不忍目睹。汉武帝的酷严甚至对自己的至亲也不例外，汉武的女儿、儿子、孙子的惨死和皇后卫子夫被逼上吊即为典型例证。汉武为保皇位六亲不认，他的残暴行径为后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非但如此，在滥施刑罚中，汉武还支持酷吏张汤以“微反唇”定官员颜异的“腹诽”之罪，并将其科处死刑。这种无声的“微反唇”的腹诽之罪，超过《秦律》的言论治罪的范畴，其禁锢思想之严之广，堪为后世残暴的专制统治者效法。
可见，汉武表面尊崇儒术，倡行春秋决狱、德主刑辅，实质则在执行法家的势、术、法之策，即以诡诈、厚黑、暴戾的手法施以严刑峻法，以选择性执法的手段来高唱儒家的德政礼制，实际演奏的就是一曲“挂羊头卖狗肉”的开山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