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
虽然这只是一本历史报告文学，并不是什么严格的史学著作，但它的出现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为神话。虽然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伟大的戊戌变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但是历史无疑揭开了一层新的面纱，一百多年来笼罩在康有为身上的神圣光环破灭了。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将重新认识康有为，重新走向十九世纪末那个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一句话，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本书的结论，我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关于康有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章与书籍。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这样)，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由于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个神话破灭，一个惯于造神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造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过去的神话(这个神话和史前时代的神话无关)。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恐怕也只有这一因素才能解释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的沉默，尽管多少年来一直都不乏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
我们可以说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温故戊戌年》一书的结论，但很显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与历史教科书完全两样的事实：
神话之一：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还是被剥落了，神话终究是神话。
神话之二：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个世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他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然而，《温故戊戌年》告诉我们，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史料的依据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所谓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过一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们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
神话之三：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和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副本。
神话之四：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神话之五：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其他证词，但他的湖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诡谋直记》结束了康有为没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时，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会忽略这些历史的细节，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清那真实的一幕。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就足已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当然，康有为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他写的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其救国热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人为地夸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一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