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百无禁忌，什么都能吃，什么吃了都没事;而当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对食物百般挑剔，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而且，身体健康时对那些稀奇古怪的食物更是倍感兴趣。其实，这也不限于身体，国家社会也是这样：当这个国家强盛之时，统治者对难听的真话也是愿意听的;而一旦国家衰亡，则统治者就不喜欢听真话，而对假话却情有独钟了。
唐太宗年轻有为，开辟了大唐盛世。当是时也，他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什么样的真话都敢听，也都愿听。他曾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奏折有点小题大做：不就修修行宫么，用得着又是秦朝又是隋炀帝地上纲上线么？然而，斯时“身体健康”的唐太宗并没有“天子一怒，流血数里”，而是把张玄素叫来请教：“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这哥们儿实话实说，直截了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结果呢？如你所知：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因为唐太宗正处于健康状态，这些真话对他只有启示，没有伤害。可是，到了身体日渐衰落的老年，尤其是魏征死后，他就不再喜欢真话，倒是对那些悦耳的假话甘之如饴。贞观十七年，发生太子废立事件，更使他疑心更重——魏征去世前曾反对更易太子，结果太子因谋反被废为庶人，牵扯进去的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问罪，而魏征曾经对太宗说过二人有“为相之才”，再加上有小人进谗言诋毁，结果太宗不但解除了亲口答应的与魏征的儿女婚约，而且还派人砸碎了自己亲自为魏征撰写的墓碑。
这种情形外国也有。据戴维·卡恩著的《希特勒的间谍》一书记载：在纳粹空军元帅戈林手下，有一个由罗韦尔主持的特种勤务航空中队，其任务是担任高空侦察飞行。从他们拍摄的照片上，甚至可以看到马其诺防线钢筋水泥掩体的枪口。在德国战事顺利，横扫欧洲如卷席之时，戈林对他们的工作十分看好，对其情报也称赞有加。可是，当战局不利，德国屡屡吃败仗后，“当罗韦尔报忧的时候，戈林满脸不高兴。他居然能在航空照片所提供的确凿证据面前矢口否认事实。每当罗韦尔向他报告照片上发现了新的目标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这不可能！’他常常争辩说，照片分析员也可能发生错误。”相反，对一些明显是假话的消息——比如“德国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投用”之类却愿意信以为真，把它列在报纸头条向国民报道。
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感慨：“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谎言，当然也是“国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