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655年)，宫中发生了一桩丑闻。有个叫杨誉的好色之徒，行为放荡不羁，竟然在皇宫禁地追逐、挑逗宫女。
这件“逐婢”丑闻事涉皇亲国戚(杨誉的女儿是唐太宗第六子的妃子)，所以影响极其恶劣。消息一传开，朝野上下一片哗然。都官郎中薛仁方闻讯后，将杨誉扣留起来查问，准备依法处置。
此案尚未来得及裁决，担任皇帝侍卫保镖的杨誉之子却出来发难了。他不但不为杨誉所为感到羞耻，反而为其大诉冤屈，向唐太宗告状说：“因为我父亲是皇家亲戚，薛仁方才故意节外生枝，把他老人家扣留起来，又迟迟不做决断，这是在拖延时间，有意刁难皇上啊。”
跟皇家过不去，这还了得？唐太宗听了他的话，大怒说;“薛仁方不可容也！”当即下旨打他一百杖，解除公职。
对唐太宗要惩处薛仁方的做法，魏征实在看不过去，进言说：“城墙下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虽然都是微小的动物，只因它们倚仗巢穴做掩护，除掉它们尚且不易，更何况那些世家贵戚，自古以来就难于治理，以致东汉、西晋以来外戚专权，发展到朝廷不能驾驭的严重地步……”
魏征的话无疑给唐太宗敲了一记警钟：皇帝要管好身边人，以防他们像“城狐社鼠”那样成为朝廷的祸害。接下来，魏征据法力辩，说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家执行法纪，怎么可以因此对他滥施刑罚，助长外戚的私欲呢？皇帝这样放纵皇亲，此例一开，就会招来各种事端，将来后悔莫及，要改变也就困难了……
唐太宗听了这些话，内心有所触动，决定赦免薛仁方。但是，薛仁方拘禁皇亲未及时上奏，也是专权作势，虽不宜治以重罪，也应稍加惩处。于是，他命人打了薛仁方20大棍才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