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30日，溥仪和胡适在养心殿会面，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而胡适则称他为皇上，两人谈了不到半个小时。
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1906年出生，3岁登基，1911年退位时不过5岁。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土肥原贤二煽动，出走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因此，1931年后日方对溥仪的报道多半带有粉饰的意味。
不过，上世纪20年代初，溥仪尚在紫禁城中，个人对英美文化极是醉心，还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Henry）。他刚刚大婚，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并没放多少心思在复辟这种没前途的事情上。当时，冯玉祥尚未逼宫，逊清皇室的生活相对安宁，“东北王”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正如胶似漆。如果此时有人说溥仪将来会变成关东军的傀儡，去建立什么“满洲国”，多半会被当成天方夜谭——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仪未来的命运。所以，那时日本记者对溥仪的报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观性，并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而作为外国记者，文章又是写给外国人看，他们的报道更少禁忌，视角也比较独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溥仪。
两派师傅的矛盾
民国期间曾有一则新闻——小皇帝溥仪电话约见大教授胡适。至于为何要约见胡教授，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电话刚引进中国不久，溥仪对这种新鲜玩意着迷而又不知道该给谁打，穷极无聊之下，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地拨号，这才找上了刚刚装上电话的胡教授。
一位化名秉均学人的日本记者，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清帝复位说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
此时的溥仪，刚刚17岁，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他身边有一位英国籍教师庄士敦（原名ReginaldFlemingJohnston，18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曾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为他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这对长在深宫中的溥仪来说，颇有吸引力。然而，溥仪身边还有一批由清廷旧臣充当的“师傅”，这些老学究对洋鬼子庄士敦并不怎么喜欢，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教导这个小皇帝。
这给溥仪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过着封闭的生活，师傅们的教导不会因为庄士敦的出现而被推翻，然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也给了皇帝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
约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探病经历。秉均学人写道：尽管觉得师傅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脱离时代，但受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体会到师傅们对自己期望殷切而又爱护备至，溥仪对这些师傅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最亲近的是一位姓陈的师傅。一次，这位师傅生病，溥仪便前去探望。
笔者根据中方史料考证，此事并非日本记者信口开河。这位姓陈的师傅应当是陈宝琛，根据《钓鱼台备忘录》记载，陈宝琛有一次生病，溥仪的确前去探视，时间是1922年。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早年入翰林，因直言敢谏而闻名。1911年，陈宝琛开始担任溥仪的老师。他在溥仪的师傅中任职最早，时间最长，感情最深。多年后，溥仪去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的时候，陈宝琛不顾老病之身赶去劝谏，可惜这时他昔日的学生已经不听他的了。溥仪后来回忆道：“在我身边的遗老中，他是最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日本记者秉均学人推测，可能由于长期不能与生父生活在一起，让溥仪对陈宝琛有了类似于父亲的感情。溥仪去探望生病的师傅，也是基于这样的私人感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探望在陈家引起的却是轩然大波——陈家上下数十口跪在门前阻止溥仪入内，理由是皇帝探视臣下违背礼法。
其实，这样的事情清朝早期的一些皇帝也不是没干过，以此表达对臣子的宠信，臣子家人一般会受宠若惊。不过陈家的举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施压——老臣们看到小皇帝总是亲近洋鬼子及其西洋学问，在用一切手法和机会进行劝谏，以逼迫其回到“正道”上来。
无奈的溥仪闷闷不乐地回到了紫禁城，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真情变成了劝谏的筹码，而且他又不能和任何一方的师傅谈，后来总算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听说胡适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胡适又不是庄士敦这样的洋鬼子，于是决定打电话给这位大教授。
日本记者对此事的描述到此为止，并没有说明胡适先生面对溥仪的问题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胡适日记里的秘密
1922年5月30日，溥仪和胡适在养心殿会面，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而胡适则称他为皇上，两人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有意思的是，胡适后来在谈到这次约见时，只字未提日本记者所说的那个烦恼，他说当时与溥仪谈的主要是文学。
那么，是日本记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假新闻，还是胡适对此顾左右而言他呢？由于当事人已过世，无从核查。
不过，以胡适一贯谨慎的个性，其故意避而不谈的可能性很大。胡适是新文化领袖，溥仪则是逊清废帝，两人的见面在当时很敏感。人们更多地关心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政治符号。会见结束后，胡适因称溥仪为“皇上”，还在舆论中颇遭责难。批评者认为他的叫法是“奴性”的体现。与此同时，清宫的师傅们也对皇上召见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大表不满，担心溥仪会被胡适“蛊惑”，不再努力去当他们期待的“明君”。
这种情况下，如果传出溥仪是因为不知如何面对师傅们而请教胡适，无论对谁，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笔者倒是认为，日本记者的说法极有可能是个合理解释，并非假新闻。
胡适后来曾隐约表达了对溥仪的同情，他形容溥仪是“有个性”的少年，并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心中的无奈：“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这首诗，胡适没敢发表，把它藏在自己1922年6月22日的日记中。从诗里的文字看，见面时溥仪似乎真的曾向胡适倾诉过某种烦恼。
每天用英文写情书
与胡适见面后，溥仪怎样解决自己的烦恼不得而知。至少对陈宝琛，他如同一个合格的皇帝那样，没有去较真地和师傅说明这次探病的本心，而是很快给陈宝琛加封了“太傅”的头衔，并将养源斋作为私产赐给他的老师。陈宝琛后来为此高兴得大宴数日，可能是为学生开始懂得怎样做一名皇帝而得意。
然而，日本记者的记载以及今天流传下来的清宫旧影，却清晰地给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和“皇帝”这个称号很不相近的溥仪——他既有青春期的烦恼，也会在宫中打太极拳，甚至给婉容点烟。
或许因为冯玉祥逼宫时撤离仓促，在清宫的档案中可以找到相当多来不及处理的英文书信，大多是溥仪和婉容之间的，他们彼此用“亨利”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相称。当时，清宫的“第一家庭”只有3个成员：逊帝溥仪、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三人天天见面，溥仪和婉容却依然用英文通信。在那个时代，就算在西方，这也是很浪漫的事。档案中甚至记载了婉容如何手把手地教溥仪吃西餐……很难想象这是后来只会板着脸照标准照的那个皇帝。
看来，即便是在宫廷这样极端泯灭人性的地方，只要有种子，人性仍然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