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乾隆的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由塑造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到由盛转衰的推手——好色、游手好闲、浪费了多次中国历史发展战略机遇的自高自大的帝王，再到封建社会的合格帝王，最后到拥有重大性格缺陷的合格帝王。
个人认为，研究清史特别是政治史，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需时时记住，否则就会因为暂时忘记而失去一个研究的准绳。即：作为战胜者一方(满蒙)，对于失败的一方(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在任何时候，其精神都是高人一等的。因此，他们对汉人官员既害怕又蔑视。
正因为如此，乾隆才会因为怕柴大纪的战功超过福康安，而以非常可笑的由头(福康安因为柴大纪战争期间来不及穿下级见上级的礼服而恼怒柴大纪的风光，近而阐发出汉人不可靠的歪理，进而激怒乾隆。近而，乾隆又以贪污、贻误战机等为名杀了柴大纪，最终为了坐实案子，便向福建藉的在全国各地的文武官员发动进攻，杀的杀、发配的发配。其实，这样的案例在清史并不鲜见。由此，我们可以解答，乾隆为什么在后期那么宠信和珅。正是因为乾隆后期出现的和珅把乾隆在吏治上的形象给毁了。
清朝第一德政就是“永不加赋”，康熙晚年曾希望按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赋税作为准则，日后无论多生出多少人也不变。然而，因为各种原因这项政策根本没有施行(但效果还是有的，康熙朝总共免赋税1亿4千万两)，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才将其真正地履行下去。
几乎与此同时，乾隆五年，还号召全国的地主对租户减免田租由此减轻对佃农的压力。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真是太不容易了！作为最大的地主，皇帝也并非只照顾地主阶级的利益。
乾隆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在粮食作物有了保障之后，就开始大面积地推广经济作物，如种桑养蚕、棉花种植等，其实，这些到了晚清左宗棠时期一直在这么搞。比较有特色的是，乾隆还大力开发了采矿业，如金银铜铁锡铅等金属矿业，煤炭等自然矿业。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时期初步扭转了没有人口统计的劣势。人口统计问题极为关键，可以说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亡。晚明之所以亡国，其原因就在于上至皇帝下到父母官，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老百姓有多少，明朝二三百年的历史，始终是六七千万人，未增一人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一人(当然，这个“人”仅仅是纳税单位)。再加上广大的流民、贱民的存在，明朝的人口是笔糊涂账。这就是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屡次失败，屡次只剩几个人的情况下没过一两年就突然带着数万、十万几万农民军突然出现在官府面前，而官府根本没有准备的根本原因，官员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下有多少老百姓。
到了乾隆五年，乾隆终于下定决心要统计全部男妇大小人口，在乾隆六年录得人口一亿四千万，52年后全国人口3亿多。46年人口增长一倍多，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相对平稳的政局，全面的整体社会发展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由此，就可以反证出，乾隆其实干得不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展，问题就出来了。终于相继爆发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苏十四起义、乾隆五十一(1786年)年的台湾林爽文起义等。特别是白莲教起义，几乎影响了全中国，对清廷的统治产生了百年来最大的威胁。而对民生、吏治等问题，乾隆并没有真正地自省，只是躺在自我良好的感觉中。乾隆帝的吏治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
人口增多，赋税却不增加，显然政府的工资奖金就无法发出来，这也是清廷继续施行明“低薪”的原因之一。由此，就必然带来官员的腐败。乾隆时期，官员腐败众多的原因也是制度给逼的，你如果不腐败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存。为此，康熙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对于人口增加问题提出过：要靠搞活经济来增加工商税收来解决问题，然而，问题又来了，农业作为封建社会的根基是不能动的。这可麻烦了，要增加手工业、商业、采矿业、运输业等，就必然会动摇靠天吃饭的农业，这完全是对立的！就在这种对立中，问题总是时好时坏地解决着。
正是因为上述根本原因，乾隆朝的经济政策无论多么好、多么巧妙，它始终都没有超脱汉、唐、宋、明的经济政策范畴，在眼界上落后于宋和晚明。因为，经济政策的传统性，那么王朝兴亡的传统定律就会同样显示在他的身上。
清朝的皇帝，很快速地吸收了中国历史王朝的兴亡教训，成为少数民族政权中最完善的政权。然而，他们终究不能抵挡住历史的教训。假如乾隆皇帝没有进行“养廉银”的制度确立的话，清朝的历史将是另一个样子。由雍正创建、乾隆确定的该项制度，至少延长了清朝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寿命。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特别是官员们有了更好地应对方法。最终，乾隆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既然祖宗定下了低工资的政策，我也没办法，那好吧，我就在工资之外给你们发奖金吧，由此“养廉银”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养廉银也无法阻挡腐败的蔓延，反而更增加了贪欲。对此，乾隆采用的方式是杀、威棒。杀就是杀贪官、杀异端思维也就是施行文字狱。我们先说文字狱，乾隆是为了给后代塑造一种忠于清朝的思想氛围(他认为后世君主肯定没有他有智慧有手段)，巩固清朝的统治。从实质上看，乾隆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并无太大区别，朱元璋等人是从肉体上消灭可能的未来威胁，但他仅限于他的那一代人而已;乾隆则是要从精神上、肉体上消灭可能的未来威胁，他的目标是永远。
再说说杀贪官的问题。以前的印象中，乾隆皇帝对于贪腐问题比较不重视，在其任内出现了和珅这一大贪官(不仅仅是和珅，还有李侍尧等多位大贪官也受到了袒护)。然而，我们却忽视了和珅之前40余年，乾隆杀的一二品大员有多少，杀的贪官又有多少。可以说，乾隆朝是整个清朝惩处贪官力度最强的一朝，乾隆任期内达四五十人，仅杀的、吓死的一二品高官案件就不下20起，一次惩处一二百名官员的案例就有三起以上。
乾隆时期，是清代贪污案件最多、涉案官职最高、犯罪数额最大的时期。以乾隆四十五为界，前四十四年发生十七起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后十五年发生十二起贪腐案件。而且都是集团作案，例如案例中我们讲到的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案。从总督到县丞共有120多人。被杀者56人，一二品官员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各一人;知府、道员三四品官五人;同知、知州、通判等五六品官十人;知县县丞等正副七品官三十八人。其余七十多人则被判处流放、抄家。
面对贪腐，乾隆采用了四种方式予以应对：
第一：完善养廉银制度。
第二：加强惩贪力度，贪污一千两以上者死刑。
第三：停止雍正朝指定的死缓犯人可以捐赎的制度。
第四：新增了侵贪罪，明确父死子赔为制度。
第五：禁止上级索要下级钱财，接受土特产。
第六：严禁官员设立管家门人，拒绝接受红包、索要门包。
由此，乾隆时期，二品以上大员被斩绞、勒令自尽者达27人。那乾隆后期为什么变了呢？问题就在于满汉问题上。封建统治者唯一的管理模式就是金字塔形式，皇帝直接或间接控制住各地的督抚藩臬，然后由他们控制省市县的政权格局，最终，由各地乡绅利用各种乡约控制住广大的最基层的百姓。
因此，长期与其交流的就是这些督抚藩臬，时间长了，自然对于他们心生袒护。而且，再加上和珅本身的能力，乾隆对其极为喜爱，毕竟纯正的满人中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政治人才，乾隆自然要袒护。同样，康熙朝对噶礼的袒护也是如此。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之前，对于贪污问题也极为重视、处罚也较为严厉。但乾隆审案的不公却非常严重，例如李侍尧贪污受贿三万一千多两，金六百两。但他却以“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联亦不肯为已甚之事”为由，将死刑改判了死缓。这一“缓”就出问题了，经过捐钱赎罪等正规方式，以戴罪立功的形式逐渐再次成为封疆大吏。
而同期的广州将军秦璜，贪污受贿不到二百两，却也判了死缓。秦璜之所以被重判，乃是乾隆认为秦潢有违礼制，妨碍了以“礼”规范吏治、民风进而维护统治秩序的战略。那么秦潢都违反了什么礼制呢？其一，进官衙时用八抬大轿;其二，在小妾生日摆酒席唱大戏;其三，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就是，竟然休了大老婆，把妾提拔成了妻。
在乾隆时期，共有18名一二品官员因贪腐自尽。但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对于“养廉银”作用的自我感觉良好、也许是对贪腐之战的胜利希望的丧失，乾隆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里却采取了一种让人悲哀的手段——纵容。
由此，出现了各种问题。乾隆中后期，全国各地各种起义、民乱再次多了起来，更出现了和珅这样的大贪污犯。由此，清朝步入了衰落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