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贵为天子的皇帝客死他乡的实属少见，而被英法殖民者赶出京城的咸丰却客死他乡。有说是与随行的肃顺等人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谋权有关;有的却说是咸丰对英法侵略者的仇恨和怀疑而不愿回京，致使他客死承德。
英法联军的刺刀把咸丰一步步逼向回天无力的苦难深渊时，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反清烈火也越烧越旺。太平军的三河大捷，使湘军元气大伤，所谓“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咸丰闻讯，面如死灰。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旋转，感到自己极力支撑的“天”，真是要摇摇欲坠了。他不禁多次征询身边的谋士、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说：“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天下大局，宜如何处理？”
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半壁江山，咸丰的意志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急转直下，迅速崩溃。他自知回天无力，早年英姿勃发，扭转乾坤的锐气已无影无踪。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大堤又一次崩溃了。面对着洪水猛兽般的西方列强，也曾愤恨，也曾抗争过的咸丰皇帝终于失败了。他成为华夏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被西方人赶出皇宫的中国帝王。而所谓咸丰的“秋弥木兰”，是被英、法联军的大炮从圆明园给轰出来的，其间狼狈、惶恐之状，与列祖列宗的秋弥大典不可同日而语。
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八，咸丰一行仓皇出逃后，如惊弓之鸟，日夜兼行，因御膳及行李帐篷等俱未齐备，当天，咸丰皇帝仅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仅和后妃宫眷们分食几碗小米粥。往日如花似玉的后妃宫眷们，如今落难荒郊，一个个惶恐忧愁，容颜憔悴。咸丰看着这支逃难的队伍，回头南望京城，不禁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他深感愧对祖宗，更不知此生此世还能否回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营建了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式与风景式交融的“离宫型皇家园林”。她既有北国之古风，江南之秀韵，更兼备中西庭园合璧的风采。其中，不仅有无数的殿阁楼台，桥廊水榭，而且珍藏着数不尽的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铜铁古玩等中华至宝。她曾是历朝清帝避喧听政，颐享天年的场所，也是咸丰皇帝诞生的摇篮，还有“九州清曼”的“同道堂”更是道光皇帝书名定位，托付社稷江山的地方。联军焚掠圆明园的噩耗传到热河后，一种无以言状的愤恨使咸丰帝几乎站立不住，他似乎觉得自己竭力支撑的这个“天”已然塌下来了，亡国一样的奇耻大辱吞噬着他的心灵，虚弱已极的年轻皇帝经不住这突然的打击，立时口吐鲜血，旧病复发。
有些文书中往往把咸丰拒不回京的原因，归咎于肃顺等人阻挠，以便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以娱情声色来诱惑年轻的皇帝乐不思蜀。其实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
自幼熟读历代典籍的咸丰并不是不知道，圣驾久离京城的危险性，也不是一心贪恋山庄的风景和女色。作为一国之主，他何尝不想及早回銮，以定人心。但咸丰对洋人的猜忌实在是太深了，尤其是对英、法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尽管在战场上他失败了，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但他始终不愿意放下万乘之尊的架子，与外使同居一城，更无法接受一个远方蛮夷的所谓“国书”。在这种心理障碍之下，当留京王大臣等合词恳请他早日还宫，以定人心时，咸丰直言相告：虽然英、法退兵，但各国夷蛮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京，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假使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于事体诸多不协，但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最后咸丰决定，本年暂缓回京，候夷务大定，再将回。最后又特意加一句，本年回京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奏请。干脆把留京王大臣们的嘴给堵住了。咸丰的决定，不仅得到随行王大臣肃顺等人的积极支持，也为他们左右皇帝，排除异己创造了条件。
热河避暑山庄原有离宫二百余所，完好无损者尚有七十余所，又多藏梨园行头，其精致华美甚至胜于京师南府。和约签订以后，肃顺等人为宽慰病弱烦闷的咸丰皇帝，知他酷爱京剧，便召升平署(宫廷戏班)人员分批到热河承差。
几乎隔两三天即演一次戏，每次戏目、角色均由朱笔决定，有时上午已花唱，仍“传旨今日晌午，还要清唱”。除观剧外，避暑山庄距围场不远，咸丰又时常游猎打围。然而，深秋塞外，水冷风寒，已病人膏肓的咸丰皇帝，怎能与当年盘马弯弓，纵横驰骋的康熙大帝相比。所以，娱情不久，第二年初春，咸丰的病情再一次反复。原来，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二，咸丰即诏定二月十三日回銮。其后又规定了回銮后详细的行程安排。这边京城留守的王公大臣们都翘首以盼，他们希望皇帝尽快还宫，一来人心大定，二来可以使咸丰早日摆脱肃顺等人的左右。但让他们失望的是，届时皇帝并没有动静。二月中旬，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英国公使普鲁斯相继进驻北京。接着，二月二十二日传来上渝：朕躬尚未大安，诸王大臣请暂缓回銮，不得已勉从所请，秋间再降谕旨。
咸丰一再推迟回銮的举措，激起了留京王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具折痛弹劾瑞华、肃顺等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而肃顺等人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师的王大臣一再吁请回銮，是挟制朝廷，并中伤恭亲王奕訢借助洋人势力，欲图谋反。京师与热河，以奕訢和肃顺为首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此时咸丰剧咳不止，红痰时见，他的痨病已到晚期，但英、法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等项仍未议妥，所以咸丰执意不肯回京。这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咸丰以与外使同居一城为耻，他是“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沾，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是一个至死不渝的封建卫道士。所以当与洋人关系日趋密切的恭亲王欲赴行在看望他的时候，咸丰十分反感，立时提笔拒绝，连辅佐奕訢办理洋务的文祥亦特谕不必前来。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1861年8月22日凌晨)，清朝第七代皇帝咸丰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卒年三十一岁。成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之下，中国封建帝王中惟一一位客死异地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