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并将其并入土地税。始料未及，人头税一减，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亿增至三亿，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中国社会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正此时，觊觎已久的西方豪强破门闯入，疯狂掠夺，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过程的惨烈性，就像一群饿狮子扑向一头老羚羊，加重了中国人的死亡和苦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数十亿两黄金白银的赔款掏空了中国社会的财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过剩的历史细节，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记载。人满为患态势逼近，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结果，定居生活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开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渐被抛弃。
其实，并非到1800年，中国人才开始游离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开始闯荡天下，经商、劳务、做海盗、下南洋……往前说，并非1500年后中国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来，中国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长途贩运，他们是中国移民的先驱。商人之外，更多游侠、旅行家、方士、郎中、戏班……往来迁徙，历朝络绎不绝。兵荒马乱时，还有绿林、响马、胡子、匪盗、秘密结社……所有这些人群，都为后来的中国的移民社会模式也就是“江湖”，做过“贡献”。这个自发的移民模式，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江湖社会。但是，在1500年前，流动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极低，如果不计战乱时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这些人在人口规模里比重极小，还不能动摇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时被统治者打压。
1500年后，耕地接近饱和，局部人口过剩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至1800年全国人口接近饱和，游民如洪水般散开，逃荒求生，全国蔓延，数量经常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严重动摇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1800年以后的整个19世纪，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产。从此，中国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须考虑用新模式解决迫切的人口增长问题，重组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至此时，中国古典性已经终结。然而，现代性尚未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