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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九件事 险些被地雷炸死

袁世凯生于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 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的得名即与战争行伍有关,似乎在预示着这个新生儿一生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同治五年(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世凯时年八岁,也随行。后袁保庆由山东调到江苏。在南京,袁世凯的一位老师曲沼擅长武术,教会了袁世凯一些拳法剑术。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之”豪气无二 。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提拔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袁世凯先后于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在乡试中中举。袁世凯家族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袁世凯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心思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袁世凯曾作诗《言志》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然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和自身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19世纪80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自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袁世凯科场失败以后,决定投奔淮系李鸿章。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这位大人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秀才,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鸿章,而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1、十三四岁时,袁世凯就曾作诗表露出亡清之志

13岁时,袁世凯曾霸气外露地写成一联道:“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绝非池中之物。而到了十四岁,胆儿更大了,“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胡天”一语,矛头直接指向了满清王朝。幸好此时已过文字狱入罪的高峰期,否则单凭这两句,便足以让袁世凯株连九族。

2、袁世凯爱兵如子,但对抽鸦片的兵痞见一个杀一个

袁世凯早年就对鸦片深恶痛绝,在朝鲜统兵时,手下抽鸦片的士兵凡被发现强令戒毒,再犯者格杀勿论。

然而平时对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非常重视,下令必须充分供给。遇有生病的,不顾传染与否,都携药探视。夜间巡营,见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阵亡者,必视殓祭奠;负伤者,必监督救治。

3、袁世凯在朝鲜对抗日本人,险些被地雷炸死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派在日本驻朝使臣竹添的暗中策动下,杀进王宫企图挟持国王发动政变。此时在朝统兵的袁世凯当机立断,身先士卒率兵攻打王宫,一个地雷距他不过十步远的地方爆炸,将他震翻在地,险些丧命。最终,日本人的政变阴谋因袁世凯果断进攻而未能得手。

4、为了推进改革,袁世凯险些被摄政王载沣一怒之下开枪打死

清末政改,袁世凯是最重要的实际推动者。为了不使变革流于表面,袁世凯不惜与当权满清勋贵公开决裂。一次在朗润园的高层会议,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就“责任内阁的建立和军机处的存废”当场吵得面红耳赤,两人互不相让,载沣一怒之

下甚至掏出手枪作势便要打死袁世凯。

5、袁世凯是近代教育之父

废科举始作俑者且首席功臣是袁世凯,由他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专注学校折》中,他大声疾呼:“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并未已受新式教育者安排好了出路,如大学堂毕业的,给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的,给举人功名,等等。

6、袁世凯和日本人逐字逐句地力争“二十一条”,保住了大部分的主权

1915年,日本乘中国衰弱,列强忙于一战之时,提出了企图纳入其保护国的“二十一条”,此时袁世凯深知如日本强行出兵中国绝对无力抵抗,于是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就“二十一条”与日方代表大隈重信逐句逐字

力争,殚精竭虑,终于耗到了美国出面干涉,日本迫于压力,最终将威胁中国主权的条款几乎全部放弃。胡适称:“二十条,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7、宋教仁遇刺临死前的遗嘱,将立宪大业托付袁世凯

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宋教仁被枪手暗杀于上海火车站,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两句给袁世凯的遗嘱:“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8、袁世凯是整个民国,最善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191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鲁迅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袁世凯。

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9、 袁世凯临终遗言:“他害了我。”

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孙中山、袁世凯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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