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 （华盛顿－北京学者一交一 流社一团一 ）” 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一交一 流计划 ，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婷儿的话：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一精一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一交一 流组织。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一交一 流服务的组织。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一交一 流社一团一 ”（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一交一 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刚开始，参加这个一交一 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一江一 一泽一民一主 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一交一 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一交一 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 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一交一 流活动。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一交一 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 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一交一 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 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一交一 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一交一 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一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一陽一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 (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一交一 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 ，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一精一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好兆头”与“凌云志”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 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 ，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一交一 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一交一 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一交一 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 。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就考哈佛商学院!” 郭阿姨也给在我打气。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嫌我没有‘凌云志’吗？现在我有了，不管这次能不能去访美，以后我一定要到哈佛商学院去读MBA!”
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喜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好哇，既然你定下了超常的目标，就请拿出超常的干劲儿来吧!”
我成了那个“幸运的家伙”
11月底的一天，殷校长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他一交一 给我一封从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几行红色的繁体字跳进我的眼帘：
席慕思总裁，华盛顿北京学者一交一 换....
我的心激动得“突突”地跳了起来——我已经猜出来了，这大概就是出国访问的邀请信吧？
真不敢相信，我真的成了那个幸运的Guy(家伙)！
那天面谈之后，席慕思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都很出色，我一时实在难以决定。决定之后，我会寄来邀请函的。”
几个月过去了，当我已经开始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幸运之神却飘然而至，降落在了我的头上。不仅如此，当初拉瑞原计划给我校一个访美名额，现在却增加到两个名额，高三的欧鹏得到了这个增加的名额，成了另一个幸运者。
——访美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从五名候选人里最终选中我的经过：
通过那天的面谈，拉瑞对我们五个人的整体水平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感到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或多或少把以出产大熊猫闻名的四川省，想象成一个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次面谈，彻底消除了他的这种成见。通过我们五个人，他不仅了解了我们学校学生所具有的实力，也看清了成都外国语学校领导们的诚恳和公正。出于一丝不苟的办事习惯，拉瑞根据面谈的印象把我们几个人排了个先后顺序。我被排在第一，李海蓓被排在第二。
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拉瑞和校领导们坐在一起，商量访问美国的最终人选，他完全放心地说：“每个人都很好，出乎我的意料。就请你们选一个吧。”
几位校领导推辞了。其原因——我推测的原因，对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很清楚这些人的实力。从内心来说，他们一定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让他们亲手划掉其中四个名字，他们很难狠下这个心。他们谦让着，请拉瑞作决定。于是，拉瑞不再推辞，他掏出本子，指着被他排在第一位的我的名字说：
“那就让Yitingliu(刘亦婷）去吧。”
说起欧鹏的入选，还挺有戏剧性呢。拉瑞到成都来跟我们面谈时，还带着他的儿子，一个正在读高中的男孩。当拉瑞忙于跟我们谈话，无暇他顾的时候，便请我们的校领导安排一位高三的男生，陪他的儿子在成都市游览观光。平时表现一向出色的欧鹏，就成了陪同的最佳人选。
欧鹏陪了拉瑞的儿子整整七个小时。他凭着流利的英语口语、广博的知识、文雅的谈吐，使拉端的儿子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种感觉，也间接地打动了拉瑞本人。于是，我们得知的最终决定就有了令人高兴的变化：我们学校将有两个学生访问美国——我和欧鹏。
一波三折办护照
事情到这一步，还只是一连串新的忙碌的开始。校领导把我们的访美当成重要的工作来抓，我们学校为此专门开设了国际互联网帐户。为了跑我和欧鹏的护照，还指定了英语老师王维荣专门负责。
股校长催促我们：“你们马上就得行动起来，开始办护照，办签证了。现在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办护照最少要两三个星期，签证每周只有星期一二才办，而且还不能马上拿到手。况且还会碰上圣诞节和新年的休假。如果不抓紧时间，出发时间到了还没有护照，到手的机会小心从手指缝里溜走哟!”
股校长的话说准了，办护照的过程果然是一波三折。
由于我还是在校学生，按照规定，办护照要经过教委批准。学校赶紧写报告申请，教委积极支持，批文不久就下来了。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由于拉瑞的WBSE的英文名称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当初不知道被谁译成了“学者一交一 流服务公司”。“公司”这两个刺眼的字，反复出现在邀请信里、信封上和各式各样的说明材料中。这就引起的意外的麻烦——既然是被一家公司邀请，按照出国管理规定，就必须出示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可是WBSE只是一个非赢利的民间组织，既没有经营活动，又不需要一交一 捐纳税，根本就没有营业执照、这可怎么办呢？
办这类护照是自己的事，可是妈妈一连跑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
幸好，学校领导知道了我们的困难，马上决定以学校的名义，去找出入境管理处说明情况。当时正值冬季，冰冷的小雨时断时续，淅淅沥沥下了又下。几位学校领导不厌其烦，一次次打电话一交一 涉，还一趟一趟亲自去跑。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真的感动了上苍。出入境管理处的人开玩笑地说：“该不是为你们自己的孩子办护照吧？”
校长笑了：“我们的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呀!”
出入境管理处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同意将此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他们的通情达理，使事情峰回路转，令人感激。可是按规定，这件事必须由处长亲自批准才行。不巧的是，处长因公出差，还远在桂林。当时已经是12月底了，离我应该出发的日期只有半个多月了，听说处长只能在一个多星期以后才回得来。
还来得及吗？这真让人暗暗着急！
又是一个周末，我回到家中，妈妈正在疲惫不堪地切菜——一她才从四川大学拿了翻译好的材料送出去，也刚到家。
“婷儿，你这次恐怕去不成了。”听了这话，我的心里不由得一紧。妈妈接着说：“如果下星期你的护照还办不下来，从时间上看，你多半就去不成了。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要全力以赴，准备好期末考试。因为这件事的成败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而你的考试成绩却是可以用努力换来的。你说对吗？”
“妈妈，别担心。我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能被选上，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宽慰着妈妈，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去不成的准备，尽管那种遗憾的感觉，仍然积聚在心里挥之不去。
谁知山穷水尽之后，又见柳暗花明。处长回来了，出入境管理处从成都向世界开放的角度考虑，迅速批准了我的护照。我还不敢高兴得太早，因为办签证的结果仍然难以预料。
酸甜苦辣办签证
在领事馆门口排队等候签证，总是有机会听到各种有关出国的故事。那里是一段浓缩了的人生旅途，凝聚着许多中国人的悲欢离合与人生之梦。
在排队的几十个人当中，有老人，有少女，有大学生，有老板....形形色色的人，但此刻却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签证难！
一位重庆的大学生说，他已经两次被拒签了。另一位学者模样的先生说：“还有更惨的呢！有个云南的女的，每来签一次，路费住宿费就要花三千，也不知来签了多少次。”在这里排一上午的队，听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了。
“吱——”美国领事馆的铁门开了，散开一交一 谈的人很快排好了队，依次在警卫处登记，然后再进美国领事馆。轮到我们了，在警卫登记我的姓名、住址时，我向领事馆里张望，在不远处，是一座白色的小楼房，那里有让许多人感到紧张的签证官，也有过许多人的出国梦。真不知道这里是我访美旅途的起点呢，还是终点？
进入美国领事馆后，分针转动了快一圈了。等候签证的人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看着杂志发呆，也有的走来走去。焦虑的气氛像透明的大玻璃罩，压在人们的头顶。环顾四周，最打眼的是克林顿的大幅照片。可是，更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三个窗口。一号窗口是递材料的，二号窗口是签证官问问题的，三号窗口是签证官一时不能决定的人等候再次被询问的地方。
将近10点钟，一号窗口终于打开了，里面是一个中国人模样的男子，人称“中秘”（中国人秘书)。轮到我们的时候，欧鹏论进了我们两人的材料和340元签证费。
“你们的Ap-66表格呢？”中秘问道。
“什么表格？”这下轮到我们大惑不解了。
“你们不是去留学吗？要填对方学校寄来的AP-66表格呀!” 说着，中秘手一伸，就要退材料了。
“不是的，”我们明白过来，马上解释。“我们不是去留学，是去参观访问。”
“哦？”中国秘书又看了看材料，“你们等等。”
说着，他转过身去，跟另一个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会儿。“好吧！给，这是你们的编号。”
我和欧鹏互相看了一眼，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要是在这儿就卡住，岂不是还没有摸到门，就被赶出来了？
“耶!” 那位清华的大学生挥着批准签证的纸条，兴高采烈地冲了出去。
“你们美国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别人去读书，又死不签证。”另一个大学生被拒签后，气愤地离去。而那位签证官却不动声色，操着纯正的普通话说：“下一个。”
如果不是这个小伙子的金发碧眼“铁证如山”，光听他的口音，跟中国人简直就没有两样。看来这个美国签证官的中文还没白学。
轮到我们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像在游泳池跳水前的瞬间，然后径直走了过去。
“Goodmorning,Sir!(早上好，先生。）”欧鹏说。签证官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把编号递了过去，他接过来，随手翻过来，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一边翻阅我们的材料，一边问：
“Whereareyougoing？（你们去哪儿？）”
“Washington（华盛顿。）” 我回答道。爸爸多次引用韩愈的话，要我凡事“预则立”，这次我和欧鹏事先就商量过了，一人答一句，既不抢话说，又不会冷场。
突然，签证官像是发现了什么，困惑地扬了扬眉毛：“DidItalktoyouthismorning？（我今天跟你们谈过话吗？）”
“No．Surely not．It's our first time to talk to you．It's even ourfirst to come here！（没有啊！肯定没有！我们这是第一次和你谈话，而且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儿！）
“That's so strange.Why I wrote my name here？（那太奇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写上了我的名字呢？”说完，他一转身，去找那位中国秘书核对去了。
“他不是刚才自己写上去的吗？”我说。
“看来他是忘了刚才写的事了。”欧鹏说
签证官很快带着一脸的歉意回来了：“Sorry (对不起），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没关系。”我和欧鹏稍稍松了一口气，又赶快凝神静气，等着他下面的发问。
“你们到美国去准备干什么？”签证官又用英语问。
我们告诉他，我们这次到美国去的目的是参观、访问美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想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签证官看了看材料又问：“你们去学校干什么呢？”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句话答错，签证就可能会泡汤。因为，如果回答是到美国的中学去StUdy（学习 ），可就糟了。签证官接着就会跟我们要美国学校发出的I－20表格（入学资格证）。
我马上答道：“我们并不打算在美国的学校学习 ，只是想看看美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OK！”签证官嘴里终于说出了我们想听的那个单词，然后递给我们那张宝贵的小纸条。“星期五上午10点拿签证。”
“Thank you (谢谢！)”说完，我激动地快步离开了大厅，跑到门口，隔得老远就向守候在铁栅栏门外的爸爸连连挥手——成功了！爸爸脸上也绽开了笑容，不住地向我挥手应答。
实际上，庆祝成功还早了点儿。
美国领事馆对每个已经初步批准的签证，都要再作一番核对，才会最后发出签证。有些人就是在最后关头“翻了船”的。
星期五上午去拿签证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那位清华大学幸运的学生，还有那位向我们讲了许多辛酸的签证故事的女大学生。此外，还有几个去美国探亲旅游的老太太。领签证的地点还是上次那个房间，不过上次那种紧张的气氛已经烟消云散了。房间里洋溢着欢乐轻松的气息，我们虽然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夹磨，可我们都成了幸运的家伙。十几个人在戾间里轻松地谈笑着，只等最后一道手续“走”完。
“嘭”地一声，三号窗口被猛地推开，露出了一位签证官的上半截身影：
“xxx！”她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了一个名字。一位老太太赶快答应着，走了过去。大概她会最先得到签证吧？大家都在这样猜。
“你是个骗子。我永远不给你签。”那位签证官大声说道，接着就“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口。这话从签证官的嘴里说出来，意味着永远拒签的结果。
房间里突然变得死一样地寂静，窗外的寒风似乎也吹冷了人们的心。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会是骗子？”那位老太太瞪大了眼睛，百思不得其解。她又转向人群：“她怎么能说我是骗子呢？就算不给我签，也不能说我是骗子啊！”
有经验的人围了上去，热心地问：“你会不会是填错了表？会不会是她的中文说得不好，她大概是说你的申请表有什么地方不属实吧？......”
“唉，我的腿都软了！”清华的大学生一下子软软地坐了下去。他抬起头说：“我都怕来这地方了。拒签了六次了。我现在一看这个房子就怕。这一次眼看就要拿到了，可千万别再出事。”
“以前他们为什么拒签你呢？” 我好奇地问。
“因为他们认为对方给的奖学金不够维持我的学习 生活。他们认为只有你有了足够的钱，才不会在他们那儿烧杀抢掠。”
“吱——－”地一声，窗子又开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唰——”地聚焦过去。这次出来的是那位“中秘”：
“排好队来拿吧！”
听了这句话，所有的人才都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轮到我们两个了，“中秘”笑了笑：“哟，就是你们两个呀！听说英语很不错。好好干吧！”
“谢谢！”我和欧鹏同声说。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打开护照，去看那花花绿绿的“阿里巴巴符咒”－一签证，彼此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只听见女大学生和清华的大学生相互道别：
“美国见！”
“美国见！”
飞往美利坚
在上海，与复旦附中的另外两名高二学生任海云、杭焱、还有张老师会合后，我们先乘飞机飞往韩国的汉城，再转乘韩国飞往纽约的班机。国际航班的飞机比一般的波音747大将近一倍，每排有12个宽大的座位。纵向的过道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整个飞机分成四段，每段中间都安装了大屏幕的电视。每个座位的扶手上还有一部收音机，供旅客自选节目，消磨旅途的时间。
韩亚航空公司的空哥、空姐服务细致入微。知道我闻了机舱里的味道觉得头昏，一位韩国空哥便给我拿来了几个桔子，让我闻橘子皮的味道，缓解不舒服的感觉。尽管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到，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仍然把我们搞得一精一疲力尽。
当“韩国英语”在扩音器中再次响起，告诉我们已到美国时，我的双脚已经肿得几乎穿不进鞋了。从飞机的窗口向下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灿烂灯海。这就是纽约了。
走进机场，便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大概是因为飞机的飞行速度太快了，一时竟很难相信，自己已经站在另一个半球的土地上。此刻的时间却由不得我们去惊异和感叹，因为我们还要去赶一个小时后飞往华盛顿肯尼迪机场的飞机呢。
我们可真是一下子就被抛进了英语的汪洋大海了，问路，问时间，听广播，听到的全都是美国味十足的英语。张老师十分细心，每次问了别人，都要自己重复一遍，要别人说对才放心。怪不得听力在TOEFL（托福）考试中的要求那么高，它的确是进入英语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啊！多亏平时在英语上用了真功夫，才没有当“聋子哑巴”的感觉。
在换登机牌时，一位黑人警卫走过来，友好地问道：“Doyouneedhelp？（需要帮忙吗？）”
“NO.Thanks（不用。谢谢。）”
“AreyoufromChina?” （你们是中国来的吗？）”
“Yes.we're from shanghai （是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的两个学生说。那人一听，一下子激动起来：“太巧了，我母亲就住在上海！明年我要去上海，说不定还会遇到你们呢！”
“这是我们的地址，”上海的同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片，上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欢迎你来做客。”
美国空姐与韩国空姐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韩国空姐很像是贤惠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美国的空姐就更像是精明强干的职业女性了。只见几个美国空姐手拿扩音器，大声地招呼旅客们上飞机，还帮助年老的旅客提包，拿行李。
飞机再一次从灿烂的灯海中腾空而起，飞向茫茫夜空，飞向华盛顿。那里的机场有拉瑞，还有我的新朋友莉莎在等我。不知道我的（寄宿的）家会是什么样？
飞机在华盛顿肯尼迪机场降落了，在夜色笼罩下，就像降落在一块缀满闪光宝石的黑色丝绒毯上。
“他们来了！”一进机场大厅，就听见拉瑞热情的喊声。原来我们的东道主们早就等候在那儿了。他们热情地走上前来为我们接行李。我看见一位瘦高的金发女孩，长得很漂亮，略微有点腼腆地站在后面，微笑着看着我们。
“这就是Liza（莉莎）。”拉瑞指着她说。原来她就是这次接待我的LizaTaylor（莉莎·泰勒）
“你好！”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好！”我笑着边回答边走过去。走近她，更觉得她高了——比我差不多高一个头呢！
莉莎显得很内秀，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好奇。她说：“我在美国人里也是高个子。”我们一下子觉得熟悉起来了。
接着，拉瑞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欧鹏、杭焱、任海云的房东和接待张老师的ELLIEJOHNSON （爱丽·庄森）老师。
“时间不早了。先回家吧！”拉瑞说，“明天在Landon（兰登学校）见。”市中心的森林，森林中的家
我跟着莉莎走出机场。哇，空气好清新！那是大森林和原野的气息。隔着厚重的夜幕，也可以感觉到环境的优美。
“要帮忙吗？”莉莎问。
“谢谢。我能行。”
“现在咱们开车回家吧。”莉莎说，“看，就是那辆红色的SAAB车。”
“你自己开车吗？太棒了！”
“我们这儿的学生一般17岁以上，就可以开车上学了。”说着，就到了车旁。我们把行李放进车后箱，一打开车门，就闻到一股糖果店里的香甜味儿。
“这是什么这么香？”我好奇地问。
“这是叫‘猴子’的香味儿。瞧，就挂在车门上。”莉莎的车里整洁得像女孩子的“闺房”，一个形状像可爱的小猴子的五色香包，在车门上调皮地晃动，象是在迎接我的到来。
我们的车驶进了浓重的夜色中。道路两旁都是极为高大的树木，而且不是两排，却似乎是连成一片的森林。那些树看起来都像是参天古树，不是那些一二十年就能长起来的绿化树。
一转弯，车子进了城区，路边的房子依然稀稀拉拉，但都显得一精一致而有特色。有的用彩色玻璃装饰着，有的用硕大的霓虹灯拼写出店名。再一转弯，又进了一片森林。
“我们的家快到了。”莉莎说。
什么？莉莎的家难道在森林里吗？我正在疑惑，眼前出现了一片房屋，像是一片森林中的住宅区。
“这儿是华盛顿的市中心，”莉莎解释说，“叫做山溪公园。当年华盛顿城开工建设的时候，为了保留大自然的风貌，就留下了这些森林。它可以说是华盛顿的肺呢！”原来，华盛顿是一座建在森林中的城市，就连市中心都是森林遍布。当年的设计规划者，可真够有远见的。
“当心！”莉莎突然一个急刹车，几只鹿的矫健身影从车前“忽”地掠过。
“还好刹车及时，”莉莎松了一口气，“这里时常有鹿出没，所以这一段路限速35英里，有的地方限速25英里或者更低。想想看，要是伤害一只这么可爱的动物，那该多让人伤心啊！”
道路两旁的戾屋，多是两三层的建筑物，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屋前草坪、屋后花园、车库... 屋子外面花样翻新的小装饰，可以看出主人的风格和匠心。有的喜欢乡村风味，在进屋的台阶旁安上一串15世纪风格的小马灯，有的热衷古典风格，选用了罗马式的大圆雕花柱作门柱，有的爱好艺术气息，房屋的栅栏用的是一精一巧而纤美的镂花样式...
正看着，车停在了一幢漂亮的大白房子跟前。
“到家了。”莉莎欢喜地说。
哇！好气派的房子。莉莎的家是一幢三层楼戾，棱角分明，高贵而沉稳。倒是门口圣诞节的松枝环调皮可爱，轻轻一碰，铃档就“叮玲玲”地响个不停。
莉莎接了一下门口的一个黑匣子上的技纽，说：“让我们进来吗？”
“马上。”一个清脆的声音答道。
只听“嘎”的一声，门就自动开了，一个七八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金发小女孩跑出来迎接我们。她就是莉莎的小妹妹艾米莉，生性可爱又大方：
“Hi Amy!I'mEminy（你好，Amy！我是艾米莉。）”
我立刻就喜欢上莉莎一家亲切又热诚的家庭氛围了。
我的东道主泰勒一家
我的东道主泰勒先生一家，是个很有特色的美国家庭。在访问美国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秦勒先生家。
泰勒先生是一家跨国集一团一 公司的老板，旗下拥有六个子公司，因此，他很有钱、不过，泰勒先生可不是靠祖上遗产过日子的人。他的发家过程，用的是美国人所欣赏的方式——靠自己奋斗打天下。
当年，泰勒先生的公司为了开展在印度的经营活动，他和他的大儿子特瑞在印度苦干了将近一年。印度天气酷热得怕人，每年夏天都有热死人的消息见诸报端。泰勒父子俩不得不去住的那家小旅馆，恰好又没有空调。从生活条件舒适的美国，一下子掉进蒸笼一样的印度小旅馆，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泰勒父子却一点也没有退缩。
当天气热得实在难忍的时候，他们就把床 单用水浸透，披在身上，以减轻酷暑的煎熬。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他们的生意打开局面，才撤回美国。
在泰勒先生身上，有一股顽强拼搏的精神。
同时，泰勒夫妇还是一对善于家庭教育的好父母。尽管相当有钱，但是他的六个孩子，都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不良 一习一 气。他们都是努力上进的好学生。这一点，并不是每个有钱的父母都做得到的。例如美国化学工业巨头杜邦家族的后代，就不大争气。老杜邦有个外孙叫皮特，14岁起，每天就要抽掉1OO美元的毒一品 ，年纪轻轻就死于毒一品 。另一个外孙迪恩，在大学阶段就两次因毒一品 一交一 易而被法庭起诉。著名的肯尼迪家族的后代，也是丑闻不断。
我的好朋友莉莎，是泰勒先生的第三个孩子。泰勒先生为了她学习 优秀品德好，特地为莉莎选择了圣安德鲁这样的教会学校，他认为这所教会学校不仅有足够好的教学质量，而且还能通过家教的影响，位学生们更容易具备那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美德。
泰勒太太则经常忙着到孩子们的学校里去看他们的体育比赛。美国的学校里，体育比赛总是一场接一场。泰勒家的孩子都很重视体育。为了给孩子们打气，泰勒太太这个“拉拉队长”总是忙得不同开一交一 。她是一个无微不至关心孩子成长的“教育妈妈”。
泰勒先生平时工作非常繁忙。不过，他很善于把繁忙的工作丢在办公室里，关在家门外。只要一下班回家，他就完全放松了，跟家人一起谈天说地，笑声不断。有时，两代人之间也有代沟引起的争论，孩子们故意出难题来为难老爸，泰勒先生也不以为忤，辩得清就辩，辩不清就笑着“求大同存小异”。他们的家庭气氛让人感到很舒服。
还有时，泰勒先生也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一他对政府最不满的事，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中的漏洞。
“我们辛辛苦苦挣钱纳税，但却养活了一群懒汉！”使他愤愤然的，是美国社会救济政策的某些规定。有一批人就是钻了政府救济的空子，游手好闲混日子，时间一到就去排队领救济金，明明能干活，却不肯去工作。
而且，估计泰勒先生还不是发发牢一騷一就算了。他属于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阶层，这个阶层往往会想方设法，推动政府和国会做他们希望的事。在我回国后不久，有一天就看到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要改革美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领取救济的时间累积计算的方法。如果累计时间达到5年，政府将不再对他们发放救济金。这下，泰勒先生大概会感到满意了吧！
在这样一个美国家庭里，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光是彬彬有礼地作客。我希望泰勒一家能通过我，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让美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
访美期间，我很吃惊于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如此缺乏了解。有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居然是张艺谋拍的那些以旧中国为背景的电一影 。这也难怪，对他们来说，脑袋里只装进了那么一点信息，看法也就只好这样形成了。
有的美国人，见到我身上穿的日常服装，也会好奇地问我：“你在中国时，也穿的是这些衣服吗？”他们大概以为我在中国应该穿斜襟长衫、马蹄袖，甚至裹小脚，才跟他们的印象相吻合吧！这种时候，总让人觉得挺憋气的。
因此，我特别希望让我接触到的美国人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中国。这时候，妈妈帮我一精一心挑选的礼物就派上用场了。
我送给泰勒家的礼物，是传统蜀绣工艺品：双面绣《猫戏螳螂》。恰好泰勒的夫人特别喜欢猫，我刚把双面绣的玻璃圆屏安在架子上，泰勒一家就好奇地围过来，翻来覆去地研究——这只活灵活现、两面的毛色各不相同的描，究竟是怎么绣出来的？我就此向他们讲起了中国的四大名绣，和汇集了许多能工巧匠的京、苏、蜀、湘....
我送给接待我的学校的礼物，是一套一精一美的《彩绘中国民间故事》，这套书除了绘画用的是中国手法，还注有汉语拼音，该校中文班的学生们能通过汉语拼音自己欣赏这些美妙的故事，并从中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
我利用带去的春节剪纸举办了一个中国民俗讲座，从包饺子、吃汤圆，以及“福”字倒顺的特殊含义，让美国学生感受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充满情趣的民风民俗....
我还带了一些其它的小礼物，如：用国画手法画着熊猫或松鹤的竹编盘子；可以插在扇座上做装饰品的香木镂空雕花扇；用麦杆贴画做装饰的小巧玲珑的草编首饰盒....我把这些可爱的中国玩意儿送给美国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那些热情地请我们去家里作客的人，让他们一看见这些小工艺品，就想起中国，想起成都。
让我最费心也是最得意的礼物，是送给拉瑞的玉石算盘。送玉算盘是妈妈的主意。妈妈说：“玉石是中国人精神品格的象征，算盘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个极好的代表，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也是功不可灭的。而且用极简易的方式解决极复杂的数学问题，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你不是会珠算吗？到时候还可以算给他看呢！”我和爸爸都齐声叫好。
妈妈在成都市找了好几天都没有买到玉算盘，正在考虑是不是就送木算盘，可爸爸嫌木算盘太简陋，妈妈又出去转了一天。结果，意外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买到了这个让人满意的中号玉石算盘。
妈妈非常兴奋，特地在算盘盒子上写了一副对联，让我到时候翻译给拉瑞听：
古有算盘启华夏，
今有电脑惠全球。
横批：人类文明
当我把玉算盘送给拉瑞的时候，又是翻译对联，又是当场演示，使拉瑞这位对中国了解颇多的人，也兴趣盎然，大感惊讶。我想，这也有助于增加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除了用礼物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也很注意向美国人介绍当代的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当有人问我的家乡时，我就拿出从成都带去的明信片，告诉他们，瞧，这就是我居住的城市四川成都。这条河叫府南河，我们都叫它母亲河。沿河修建的这些大片的花园和漂亮楼房，荣获了“联合国人居工程奖”。最近20年，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泰勒一家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可是从来没到过中国。我告诉他们，中国当前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欢迎外国人去投资、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在那里有很多机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甚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报酬也比美国要低得多。
泰勒先生听到我说出的具体报酬的数额，感到十分惊讶。——一怎么？雇一个像样的雇员只需要这么一点钱吗？这一来，他对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还告诉他许多有关中国的法制进步、投资环境、对外商的优惠政策等情况。泰勒先生不禁大感兴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还没有完全问西方开放的市场。每一家有眼光的跨国公司，都不会对它巨大的市场潜力无动于衷的。我还向泰勒先生介绍了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事例。有一次我提到了美国的P＆G公司，也就是那家以生产飘柔洗发露闻名于中国的美国宝洁公司。恰好那家公司的总裁就是泰勒先生的朋友....
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共趣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不无好奇地问我：“你一个中学生，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情况呢？”
我告诉他，一方面，从中国的中学课本中，就会学到一些有用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出于个人的兴趣，我平时就对这些信息特别留心，有时还专门买来有关的书籍报刊阅读。时间一久，就知道得多了。
泰勒先生半是幽默半是认真地笑着说：“像你这样的中学生，以后应该去竞选总统。”
我告诉他，在中国像我这样中学生还很多，他们都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比如说，我的不少同学就是这样。这位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
在我快离开美国的时候，泰勒先生告诉我，将来，他打算也到中国去投资，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大市场里发展他的企业。为此，他希望他的孩子认真把中文学好。
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泰勒先生一家全都穿上正式的服装，为我举行告别宴。按美国习惯，男的一律西服笔挺，打着领结，女的都穿上宴会的正式裙装，以此来表示隆重。
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临别时，还真觉得舍不得呢
与美国大法官讨论案例
在拉瑞看来，要想让中国学生对美国加深了解，最高法院是个不可不去的地方。这不仅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是拉瑞工作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像白宫、美国国会等美国的很多国家机构一样，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也专门为公众设定了可以自一由 参观的日子。在参观日，德高望重的大法官们往往会亲自出面，接待那些普普通通的参观者，包括青少年学生们，并通过各种生动的事例，为他们讲解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那一天，我们一群中国学生和一部分美国东道主，在拉瑞带领下，专程去参观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美国人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这里，九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大法官，行使着对宪法和法律的最高解释权。他们确定的一个个判例，对美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气氛庄严肃穆，许多许多影响美国历史的重要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从这座大厅里开始或终结。离法官席不远的地方，有一把深褐色的皮垫扶手椅，几年前的一天，克林顿总统就曾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大法官们的讯问。
我们参观的那一天，正赶上最高法院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在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的，并且一经任命，就任职终身，不随总统更替而改变，在美国人心目中享有的威望甚至高于某些美国总统。肯尼迪大法官以前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所以对与中国学生讨论美国的法律问题很有兴趣。
那一天，肯尼迪大法官向大家讲起了一个正在引起争论的案例：一起有可能涉及到侵犯人身权利的搜查事件。这件事即使在最高法院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事件的简略经过是这样的：
一辆汽车在行驶时违章了，被警察发现。警察立刻追了上去，拦住了这辆汽车，并要求车上的乘客全都下车接受检查，并且从其中的三个乘客身上搜出了违禁品。大法官向大家提出的问题是：这位警察是否有权这样做？
在对大法官一片肃然起敬的气氛中，我勇敢地站起来，用镇静的语调谈起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位警察的做法是错误的！”接着，我开始有条不紊地阐述起自己的观点：在这起事件中，违章的人不是全体乘客，而只是那位司机一个人。司机违章，应该受到相应法规的惩罚，但其他的乘客并没有过错。没有理由让其他乘客也跟他一起分担任何惩罚，哪怕只是下车接受搜查....
肯尼迪大法官先是吃了一惊，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等我阐述完自己的观点，这位大法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举起双手大声称赞道：
“Great！（太棒了！）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这位警察搜出了违禁品就认可这种违法的搜查，这是我们为了维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应该付出的代价....”
参观结束时，肯尼迪大法官笑容可掬地和我们合了影，并在照片上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送给我留作纪念。
事后—一拉瑞给我写留学推荐信的时候，才告诉我：“你的发言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也包括我这个资深的律师和法律专家、因为这个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是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那是一条专门保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你是在对第四修正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凭逻辑思维能力，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拉瑞认为我阐述的讨论观点，至少相当于美国大学法律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水平。而且，拉瑞还说当时我的英语说得无懈可击，思维非常敏捷，我的勇敢、镇定、清晰流畅的表达，句句都打中了要害，就像“钉子钉在脑袋上”一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电视台打了个漂亮仗
2月的华盛顿，依然寒气袭人。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对这座城市，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已经逐渐感到有几分熟悉了。
2月13日傍晚，领队的杨小虹老师突然接到了一个简短的电话：明天上午9点20分，一家叫做C－SPAN的美国电视台，邀请我们做40分钟的直播访谈节目，问我们愿意出席吗？
C－SPAN电视台实力强大，电波覆盖整个美国。它的新闻节目一向以政治性极强而著称。这样的邀请，对来美国才20多天的我们，显然是一副重担。我们应该出席吗？杨小虹老师过来征求意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当然都不愿意退缩。
杨老师又跟拉瑞商量了一下，很快便回复C－SPAN电视台：
“我们明天将准时参加直播。”
2月14日一早，主持人还没到场，我们四个中国学生就已经端坐在直播间了。电视台的女化妆师自诉我们，我们的直播访谈安排在他们的黄金时段，因为美国人习惯星期天睡完懒觉一睁眼，就打开电视看新闻，C－SPAN总是把最一精一彩的节目安排在这个时间段。
原来如此啊，这下就更刺激了。
时间一到，经过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和友好的问答之后，观众热线电话开通了，从美国各地打来的电话，使直播控制室内的信号灯闪个不停。现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了。
我虽然以前没有亲身经历过美国的电视直播节目，但却早有耳闻。据说哪怕贵为总统，也常常被那些伶牙利齿的主持人和记者们问得下不来台。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遇到过这种尴尬。可以想象得到提问的尖锐。
C－SPAN的主持人像个年轻的大学生，他对我们是友好的，至于打进热线电话的观众会问些什么问题，就很难预料了。我像每次进考场一样，做了两次深呼吸，准备迎接挑战。
美国观众提问的无所顾忌，果然名不虚传。开始不久，就有观众问到了我们对美国自己的尴尬事的看法：
“你们对克林顿总统的桃色事件有什么看法？”
另一位观众关心海湾战后的局势，他问：“你们认为美国和伊拉克关系的前景如何？”
这些问题我们都轻松地做了回答。
一位田纳西州的观众打进了热线电话，他先是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开了一个友好的头：“你好！”不过，他的问题却多少带着点火药味，“我5年前就去过中国，还学过中国功夫。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人权的进展。我想请那位会功夫的中国学生谈谈他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直播间里，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欧鹏。欧鹏回答得很沉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权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国的人权状况，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善。我相信，随着我们不断的努力，我国的人权问题将会进一步进步和完善。”
直播间里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为欧鹏的回答鼓起了掌。他们不知道欧鹏寄住的人家经常有一些政客的聚会。欧鹏在这些聚会上回答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这种政治争辩，他早就练得游刃有余了。
有几个观众询问上海和四川的风土人情。
还有一些热线电话问我们对美国学校的印象。美国观众希望通过我们对中美学校的对比，既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也了解美国学校给外国学生的感觉。在短短的20多天里，我们访问了好几所美国名校——圣安德鲁学校（中学）、兰登学校（男中）、威尔斯利学院（女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下一章里将详细介绍美国名牌中学的素质教育，在此暂不多提。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将来计划干什么？是否想到美国上大学？
我的同伴们都说将来希望能到美国上大学。
当主持人问到我的时候，我平静地回答：“我不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好自己国家的文化，然后再去学习 其他国家的文化..... 我计划将来搞经济工作。不过，我想做经济工作并不是因为自己想挣很多钱，而是因为我的祖国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比如说，在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上学，我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帮助他们。”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直接到美国读本科，而是计划在研究生阶段报考公派留学生。当时我绝对想不到，半年后拉瑞会建议我直接申请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使我有可能提前4年实现原订的人生时刻表。）
当时我还不知道，泰勒先生的大女儿瑞切尔，在电视机前被我的回答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回到她家的时候，她激动得拥抱着我说：“中国青年太了不起了！在我们这儿的孩子们只知道吃巧克力冰淇淋的年龄，你们却在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思考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对这次访谈成功最感到兴奋的，大概还是拉瑞先生。C－SPAN的主持人刚说“再见”，拉瑞就在直播间外站起来大声欢呼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
拉瑞不仅为他选择的中国中学生而骄傲，更为他选择了中美人民友好的事业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