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托格洛托夫坐在花园长椅下面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两条穿靴子的腿笨拙地盘着，膝盖几乎碰到地。两只胳膊像鞭子似的垂到地上。没戴帽子的脑袋耷拉着。他就那么坐着晒太阳，身穿灰色的病号长衫，敞着衣襟——他一动不动、折弯腰似的样子就像这块灰色的石头。他的一头黑发和背部已被烤得发烫，可是他依然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接受阳春3月的温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他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地坐上很久，从阳光中补充他过去在面包和菜汤中所得不到的东西。
从旁边来看，甚至看不出他的肩膀还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然而，他的身子也不向哪一边倾斜，似乎保持着平衡。
楼下的一个胖护理员，就是当初要把他从走廊里撵走以免破坏无菌状态的那个高大的女人，特别喜欢嗑葵花籽儿，此时在小径上悠闲自在地嗑了几颗，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用市场上招待顾客似的热情声调招呼他：
“喂，他大叔！你听见了吗，他大叔！”
科斯托格洛托夫抬起头来，迎着阳光脸上堆起了皱纹，他带着扭曲了的眉头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
“到换药室去，大夫叫你。”
他是那么习惯地坐在那里，像一块晒热了的化石，没有一点想动弹的愿望，实在不想站起来，仿佛是被叫去做他所痛恨的苦工。
“哪个大夫？”他嘟哝了一句。
“哪个要你去，哪个才叫你！”护理员抬高了声音。“我可没有义务在园子里到处找你。就是说，走吧。”
“我并不需要换什么药。肯定不是叫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赖着不走。
“是叫你，是叫你！”说话之间护理员嗑了几颗瓜籽儿。“像你这样的长脚仙鹤还能跟谁搞错了？这样的宝贝，我们这里就你一个。”
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伸直了两腿，随后支撑着身子，一边呻吟一边站起来。
护理员不以为然地瞧着他：
“老是走来走去，不注意保养精神。得好好躺着才是。”
“哎哟，你可真是个阿姨，”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
他沿着小径蹒跚地走去。腰上没束皮带，驼着个背，没有半点军人的仪表。
他朝换药室走去，准备迎接一件什么新的不愉快的事情，并把它顶回去，至于是什么事情，他自己也还不知道。
在换药室里等他的不是10天前就接替了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埃拉·拉法伊洛夫娜，而是一个年轻的胖乎乎的女人。说这个女人面色红润还远远不够，她的面颊简直是火红的，显得那么健康。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第一次见到她。
“您姓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刚到门口，她就冲着他问。
虽然阳光已不直射眼睛，但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眯缝着眼睛瞧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急于了解和判断的是究竟要干什么，而不是忙着回答。有时候需要隐姓埋名，有时候还需要撒谎。他还不知道这会儿该采取什么对策。
“嗯？您姓什么？”胳膊圆鼓鼓的那个女医生又问了一遍。
“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勉强承认了。
“您跑到哪儿去了？快脱衣服！到这边来，躺到台子上！”
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会儿才一下子全想起、全看见、全明白了：原来是要给他输血！他忘了这是在换药室里进行的。但是，第一，他仍然坚持原则：别人的血不要，自己的血不给！第二，对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姐儿们他信不过，她本人就好像喝足了献血者的血。滚加走了。又是新医生，而新医生有另一套习惯，会出新的差错，谁会相信这种没有任何常规的、走马灯式的鬼名堂？
他绷着脸脱去病号长衫，想找个地方挂起来（护士指给他看挂到哪儿），其实心里在找借口拒绝输血。长衫挂好了。上衣也脱下来挂好了。靴子推到角落里（在楼下这里有时候也可以穿着鞋）。他光着脚在铺着干净漆布的地板上走过去，躺在一张高高的、铺得比较软的台子上。他还想不出借口来，但他知道马上就能想出来。
台子上方亮闪闪的不锈钢支架上挂着输血器械：橡皮管和玻璃管，其中一只玻璃管里有水。这个支架上有好几个可以用来插各种容量的玻璃瓶子的圈：有500毫升的，有250毫升的，有125毫升的。一只125毫升的瓶插在圈中，里面略带褐色的血浆一部分被写着血型、献血者姓名和献血日期的标签遮住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睛习惯于捕捉不该看的一切，他利用爬上台子的那一会儿工夫，已经把标签上写的什么都看清楚了。这时他并不把头靠到润头的地方，却马上就此做起文章来：
“畸——嘿！2月28号！是陈血。不能输。”
“您是怎么考虑的？”女医生恼怒了：“什么陈血新血的，您对于血液保藏懂得什么？血液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
她一生气，使本来就已很红的脸变成了紫红色。裸露到肘弯的胳膊丰腴而白里透红，但皮肤上有一些粉刺粒儿，不是由于寒冷引起的鸡皮疙瘩，而是天生就有的。不知为什么正是这些粉刺粒儿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拿定了主意，决心不让输血。
“把袖子卷上去，手臂放松！”女医生向他下令。
她已经干了一年多的输血工作，不记得还有哪个病人不是多疑的：每个人都摆出那种架式，仿佛他是伯爵血统，生怕被别人的血搞混。病人们必定会眼睛瞅着瓶子，声称颜色不正，血型不对，日期太久，是不是大凉或太热，是否凝结，而有的干脆说：“你们要给我输的是坏血吧？”——“为什么说是坏血？”——“那上面明明写着，‘切勿动用’。”——“那是因为原先已经指定给一个人输的，后来没有必要再输了。”即使病人勉强同意输血了，嘴里还在嘀咕：“反正这血的质量不好。”全凭坚强的毅力她才得以摧毁这些愚蠢的疑虑。何况，她总是得抓紧时间，因为一天要在好几个地方输血，给她规定的工作量相当大。
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所医院里已经看到过因输血而造成的胳膊血肿，也看到过输血之后造成的恶寒颤栗，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信赖这对不耐烦的、长着粉刺粒儿的淡红色的丰满手臂。对他来说，自己的血，纵使遭到爱克斯光的破坏变成滞缓的病血，也毕竟比补充进来的新血更宝贵。自己的血将来总会复元。如果由于血液情况不好，院方提前停止治疗，那就更好。
“不，”他阴郁地表示拒绝，既不把袖子卷起来，也不使手臂放松。“你们那是陈血，而我今天也不大舒服。”
他明明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该一下子提出两条理由，而是只提一条，可他却两条理由同时脱口而出。
一现在就给您量血压，”医生没有被难倒，护士也已经把血压计给她拿来了。
这位女医生是新来的，护士则是这儿换药室的，不过奥列格跟她没打过交道。护土可说是个小姑娘，但个子挺高，肤色有点儿黑，眼睛的轮廓有点像日本人。她的头发梳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样式，护士帽也罢，甚至三角巾也罢，都无法将这发型遮住，因此，这座发塔上的每一道飞檐，每一终卷发都被耐心地用一条条绸带绷了起来，这就是说，她大约需要提前15分钟上班才来得及缠好。
这一切跟奥列格全不相干，但他颇有兴趣地端详她那白色冠冕，竭力想像这姑娘除去了绷缠的绸带发式是什么样儿。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位女医生，必须跟她斗，毫不迟疑地提出异议，找借口推托，可他却在打量眼睛轮廓像日本人的姑娘，耽误时间。跟任何年轻女子一样，仅凭年轻这一点，她身上就包含着一个谜，每一走步都带有这个谜，每一回首都意识到这个谜。
其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手臂已被一条黑蛇似的橡皮管扎紧，测量的结果表明，血压是适宜的。
他正欲开口说出不同意输血的下一个理由，忽然门口有人来叫女医生去接电话。
她愣了一下，走了出去。护士把黑色的橡皮管装进了匣子，而奥列格还是那么脸朝上躺着。
“这医生是从哪儿来的，嗯？”他问。
这姑娘声音的旋律也都跟她内涵的谜有关，她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一边倾听自己的声音一边说：
“从输血站来的。”
“可她为什么把陈血拿来？”奥列格想从这姑娘那里哪怕是探探口气。
“这不是陈血，”姑娘平稳地转过头去，顶着冠冕在室内走。
这姑娘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凡是她需要知道的她都知道。
也许，这的确是如此。
太阳已转到换药室这一边。虽然阳光并不直接射到这里来，但两扇窗子被照得十分明亮，还有一部分天花板被投上了不知由于什么东西而反射过来的一大片光影。屋子里很亮堂，而且整洁、安静。
呆在这屋子里倒是不错。
奥列格看不见的那扇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刚才的那个女医生。
来者几乎没有发出囊囊的脚步声，没有用鞋跟跺地的轻重会显示自己的个性。
不过，奥列格却猜到了。
除她以外，没有别人这样走路。这屋子里就缺少她，只缺她一个人。
感加！
是的，是她。她进入了他的视野。她是那么自然地走了进来，仿佛刚从这里出去了一会儿。
“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感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奥列格露出了笑容。
他没有大声嚷嚷，而是轻轻地、高兴地问了这么一句。他也没有试图坐起来，虽然没有被缚在台子上。
屋子里变得彻底明亮、整洁、安静了。
薇加自有自己的问题要问，也是笑眯眯地说：
“您在造反？”
但此时奥列格反抗的意图已经消失了，反而为躺在这台子上感到自在，你还不大容易把他就那么赶走呢，他回答说：
“我？……不，该造的反已经反过了……您到哪儿去了？一个多星期了。”
她站在他身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分开来说，仿佛在向一个头脑迟钝的学生口述不习惯的生字：
“我去建立了几个肿瘤防治站。从事抗癌宣传。”
“是什么下基层吗？”
“是的。”
“以后还要去吗？”
“暂时不去。您是觉得不舒服吗？”
这双眼睛里洋溢着什么呢？从容不迫的神情。关怀的神情。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最初的忧虑神情。总之，这是一双医生的眼睛。
但除了这一切，这双眼睛还是淡咖啡色的。就是一杯咖啡里兑进两指深的牛奶后的那种颜色。不过，奥列格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连颜色也不记得了，可这双友好的眼睛却怎么也不会忘！可以说，这是老朋友的眼睛！
“不，没什么，不要紧。大概是我晒太阳晒过头了。坐着坐着，差点儿睡着了。”
“您怎么能够晒太阳呢！肿瘤切忌加温，难道您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以为指的是不能用热水袋呢。”
“可是更不能晒太阳。”
“这就是说，黑海的海滨浴场是不准我去的接？”
她点了点头。
“生活啊…哪怕把流放换成去诺里尔斯克也行。”
她耸了耸肩膀。这不仅超出了她的能力所及，而且也超出了她的理解所及的范围。
这会儿就该问她：为什么您说已经出嫁了…难道没有丈夫——是一种屈辱吗？
然而他问的是：
“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什么？”
“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协议。您答应过，要亲自给我输血，不交给任何实习生来做。”
“她不是实习生，相反，她是专家。专家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插手。不过她已经走了。”
“怎么走了？”
“给叫去了。”
懊，走马灯！要摆脱走马灯，还得靠走马灯。
“这么说，现在由您来管了？”
‘堤的。不过您说的陈血是怎么回事？”
他一摆脑袋指给她看。
“这血不是陈血。但这不是要给您输的。您要输250毫升。这才是给您的。”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从另一张小桌子上取来一只瓶子让他看。“您看上面的标签，仔细检查一下。”
“说真的，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是可恶的生活把我搞成这样的：对谁也不相信，对什么都要自己检查。可是您以为，在不需要检查的时候我不高兴吗？”
他说这话时是那么疲劳，似乎已奄奄一息。然而，他不能完全不让他那善于观察的眼睛去核实一下。结果他看到标签上写着：“A型——伊·列·雅罗斯拉夫采娃——3月5日。”
“噢！3月5日——这非常合适！”奥列格振奋了起来。“这很有好处。”
“您总算明白了这对您有好处。可您争辩了多少次！”
其实是她不明白。赔，算了。
于是他把内衣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让右臂放松，搁在身旁。
的确，对于他这样老是存着戒心处处留神的人来说，最大的轻松就在于把自己交给信得过的人。现在他知道，这个态度和蔼、几乎同空气一样轻盈的女人，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都轻手轻脚，决不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他躺在那里，仿佛是在休息。
天花板上一大块淡淡的、像花边似的光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连这个不知由什么反射过来的光影，此刻也使他感到亲切，为这一整洁、安静的房间增添了一种装饰。
而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却循诈地从他静脉里抽出了几毫升的血，摇动离心机，倒在分成四格的盘子里。
“为什么要分成4格？”他问这话仅仅由于一辈子都习惯于到处问长问短。其实，此时此刻他甚至懒得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一格是为了确定相容性，3格是为了核对血型。以防万
“如果血型符合，何必还要确定相容性？”
“那是要看病人的血清同献血者的血会不会凝结。这种情形很少，但是不等于没有。”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要转动呢？”
“为了剔除红血球。您倒是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也可以。奥列格望着天花板上渐渐变得隐约可见的光影。世上的事不可能全知道。无论怎样，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傻瓜。
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把3月5日的那瓶血浆倒过来固定在架子的夹错上。之后她把一个小枕头垫在奥列格的胳膊肘底下，用一条红色的橡皮止血带扎在他臂肘的上方并开始绕紧，一边以日本式的眼睛注视着，看紧到什么程度算是够了。
奇怪，他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姑娘身上有什么谜。其实什么谜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姑娘罢了。
汉加尔特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注射器是一般的那种，里边装有透明的液体，然而针头却不寻常：它不是针，而是一根细管子，末端呈三角形。当然呷，管子本身倒没什么，只要不把它往你身上插。
“您的静脉可以看得很清楚，”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他说话，其实却颤动着一边的眉毛在寻找。接着，她使劲把那可怕的针头插了过去，似乎可以听到皮肤破裂的声音。“瞧，已经好了。”
这里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为什么用橡皮带绕在臂肘上方？为什么注射器里有水一样的液体？可以提出来问，也可以自己动动脑筋想：大概是为了不让空气冲进静脉，也为了不让血液冲进注射器。
其时针头还留在他的静脉里，止血带由放松到解除，注射器被巧妙地拔去，护士把输血装置的端头在小盘上面甩了几下，把最初的几滴血甩掉，于是汉加尔特就把这个端头代替注射器接在针头上，就这样一手按住，一手将上面的螺丝稍稍旋松。
在这个装置稍粗的一截玻璃管里，一个接一个的气泡开始慢慢地穿过透明的液体升起。
随着气泡的上升，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冒出：为什么用这样宽的针头？为什么把血甩掉？这些气泡又说明什么？然而，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叫一百个聪明人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要问，他倒是想问问别的事情。
房间里的一切都似乎呈现出节目的欢快，天花板上的这个淡淡的光影尤其如此。
针头得一直那么插很久。瓶子里血液的水平几乎看不出在降低。一点也没降低。
“您还有事情要我做吗，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日本姑娘模样的护土婉转地问，同时又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了，没有事情要做，”汉加尔特轻轻答道。
“那我这会儿想出去一下……半个小时，可以吗？”
“我倒是没有事情要您做了。”
于是这护士顶着白色的冠冕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
屋里剩下了他们俩。
气泡缓缓地上升。但该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碰了一下螺丝，气泡也就不再升起来了。一个也没有了。
“您把它关了？”
“是的。”
“为什么关上了？”
“怎么，您又想知道？”她微微一笑。但这笑带有鼓励的意思。
换药室里非常安静——老式建筑的墙壁，门也厚实。说话只须略高于耳语声就行了，简直可以把话像呼气一样不费力地吐出去。他们就是想这样交谈。
“是啊，都怨这可恶的性格。老是想知道得更多，超过限度。”
“只要还想知道，那就不错了……”她说。她的嘴唇对于说出的话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们以极其微小的动作——以左右两边不一样地扭曲，以稍稍撅起、微微牵动去加强并进一步阐发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输了最初的25毫升以后，应当暂停一段时间，观察一下病人的感觉。”她的一只手依然按着紧挨针头的那个端头。她带着微微绽开的笑容，和蔼地弯身俯视他的眼睛，仔细检查：“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眼前这个时候觉得很好。”
“说‘很好’是不是过分了？”
“不，的确很好。比‘好’还好得多呢。”
“有没有觉得发冷，嘴里不是滋味？”
“没有。”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是使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工作，工作对象似乎是第三者，他俩正在同心协力地对其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那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呢？”
“不是眼前这个时候？”在有合法权利的时候就这样久久地彼此眼睛望着眼睛，无须移开视线，那可是太好了。“总的说来很糟糕。”
“究竟糟在哪里？您指的是什么地方？……”
就像一个朋友，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但得到的将是当头一律。奥列格已感觉到，她马上就会挨上这一棒了。不管这淡咖啡色的眼睛里怎样充满了柔情，这一律是怎么也避不开的。
“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助纣为虐，对我进行欺骗。”
“我？？”
当人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就会显示出来：你会惊奇地看到目光一掠而过时所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用不着说话也会使真情进发，怎么也抑制不住。
“您怎么能那样苦苦劝我相信打针是必要的，而且说我反正不能理解打那种针的意义？可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激素疗法吗，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当然，像这样对毫无戒备的眼睛搞突然袭击，是不诚实的。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问出点名堂来。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惶然不知所措了。
于是，汉加尔特医生——不，是藏加——把视线移开了。
就好像还没被彻底击溃的一个连队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她看了看瓶子，但那有什么可看的，血岂不是被关住了？她又看了看气泡，但气泡已不再上升。
于是她旋开螺丝。气泡升起来了。大概到时候了。
她摸了摸从装置垂向针头的那一截橡皮管，似乎在帮助排除管子里滞留的什么。还往端头下面垫了点棉花，使管子不致有一点点弯曲。这时她又用手中的橡皮膏把端头贴在他胳膊上。还把橡皮管从他这只手的像钩子一般随意翘着的指头中间穿过，这样也就使管子自然而然地固定住了。
现在薇加没有必要再拿住橡皮管，也不必站在他身旁，不必望着他的眼睛了。
她脸色阴沉、严肃地调整了一下输血装置，使气泡上升得稍微快些，接着说道：
“就这样，别动弹。”
说完，她走开了。
她没有走出房间，只是走出了他眼睛这个镜头所能捕捉的画面。由于他不能动弹，他的视野里只剩下：一只带各种装置的支架，一瓶褐色的血浆，烟烟闪亮的气泡，阳光照耀的窗子顶端，每扇6格的窗子映在毛玻璃灯罩上的倒影，再就是有一个隐约可见的淡淡光影的整个天花板。
而薇加不见了。
但是他问的话没有下文了，像一件什么东西由于手脚不灵而没有传递好。
所以她没有接住。
奥列格还得继续在这上面花工夫。
凝视着天花板，他开始慢条斯理地喃喃自语：
“要知道，我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全部生活。既然直到骨髓里我都记得自己是个永久的囚犯永久的罪人，既然命运不会为我带来任何较好的前景，而且还要有意识地、人为地扼杀我身上的这种能力，那么，何必去拯救这样一条命呢？为了什么？”
这话薇加全都听见了，但她是在镜头之外。也许这样更好：话比较容易说出口。
“先是剥夺了找的个人生活，现在还要剥夺我……传种的权利。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谁还需要我？……岂不是废物中的废物！供人怜悯吗？……去接受施舍吗？……”
薇加沉默不语。
天花板上的那个光影，不知为什么偶尔会颤动：莫非是边缘在收拢，还是有一道皱纹掠过，似乎它也百思而不得其解。过后它又不动了。
透明的气泡欢快地发出咕嘟声。瓶子里的血浆渐渐下降了。已经输了四分之一。是女人的血。伊琳娜·雅罗斯拉夫采娃的血。这人是个姑娘？还是老太婆？大学生？还是小商贩？
“施舍·”
突然，仍在镜头之外的藏加说话了，她简直不是反驳，而是在什么地方要全身挣脱开来似的：
“要知道，这不是事实…您难道真的那么想吗？我不相信这是您的想法…您不妨扪心自问！您是受了别人的影响，否则您不会有这种思想情绪！”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激烈地说话。他没有料到，她的话会这样一针见血。
她骤然中止了自己的话头，默不做声了。
“那该怎么想呢？”奥列格试图小心地引导她继续说下去。
噢，多么静啊！就连气泡在密封瓶子里的咕嘟声也听得见。
她感到说话很困难！她试图越过这道鸿沟，可是力不从心，气喘吁吁。
“总有人不是这样想！哪怕为数不多，只是极少数，但毕竟不是这样想的！要是全都这样想．那还有什么人可能相处？有什么意思？……再说，那还活得下去么…”
这最后一句话她又是绝望似地喊了出来——她终于越过了鸿沟。她似乎以自己的喊声将他猛促了一下。似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将他推了一下，为的是把他那守旧的笨重身躯推向谁一可以得救的彼岸。
于是，就像顽童用葵花秆做的投石器（其作用是加长胳膀）甩出去的一颗石子，甚至像战争最后一年长筒炮里射出去的一发炮弹（先是轰隆一声，咬咬地啸叫，接着在高空中扑味扑味地响），奥列格腾空而起，按一条疯狂的抛物线飞行，挣脱了固有的束缚，扫除一切障碍，掠过自己一生的第一片荒漠和第二片荒漠，飞到一个阔别多年的地方。
那是童年度过的地方！他一时竟没认出来。但当他眨巴着还有点模糊的眼睛认出来以后，立即感到十分羞愧，因为他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就曾经那么想过，可现在不是由他告诉薇拉，而是由薇拉作为一大发现首先告诉他。
记忆里似乎还有一件事与此有关，得赶快想起来，快点想想，对了，他想起来了！
他很快就想起来了，但说起来却十分审慎，不留什么把柄：
“对年代有一个姓弗里德兰德的医生，是个性病专家，他的著作曾轰动过我国。当时人们认为让群众和青年人打开眼界是很有益处的。这像是宣传卫生常识，谈的都是些最不便于谈的问题。总的说来，这大概是必要的，比假惺惺地保持沉默好得多。有一本书是《在关着的房门里边》，还有一本是《论爱情的苦恼》。您……没有机会读过这些书吧？至少，作为医生，您读过吗？”
气泡偶尔发出咕嘟的声音。也许还有呼吸的声音从镜头画面之外传来。
“我承认，我很早就读过了，当时大概才12岁。不消说，是瞒着大人偷偷读的。读了以后感到震惊，但也感到空虚。感受么……可说简直不想活了……”
“我——读过，”忽然，一个淡漠的声音回答他。
“是吗？是吗？您也读过？”奥列格喜出望外。他说“您也读过？”这话的时候，仿佛此刻仍是他首先涉及这个问题。“摆在面前的是如此彻底的、符合逻辑的、无可辩驳的唯物主义，试问…循着还有什么意思？这里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用百分比表示出有多少女人什么也感受不到，有多少女人感受到狂喜。这些不平常的事情，比如说女人为了……探索自己，从一个范畴转到另一个范畴……”在不断回忆起新的内容的同时，他倒抽了一口气，好像碰痛了或烫痛了什么地方似的。“作者无情地断言，夫妇关系中任何心理因素都是第二性的，任何所谓的‘性格不合’都可以用生理学去加以解释。这，您大概都还记得。您是什么时候读的？”
她没有回答。
本来是不应该追问的。总而言之，他大概太粗鲁，而且直来直去地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一点也不懂得跟女人谈话的技巧。
天花板上那奇异的淡淡的光影忽然起了涟漪，某处一些银色的点子炯炯闪亮，向前浮动。根据这一浮动的涟漪，根据这些极其微小的波纹，奥列格终于明白了：天花板上那团有如高空星云般神秘的迷雾，只不过是窗外墙角下一潭积水的反照，一个尚未干涸的水洼的映像。而此刻，起了微风。
薇加默不做声。
“请您原谅！”奥列格表示歉意。他觉得向她道歉是件愉快的、甚至是甜蜜的事情。“我似乎没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好……
”他试图把头朝她扭过去，但还是看不见她。“要知道，这将毁掉世上一切有人性的东西。要是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要是接受这一切……”现在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自己原来的信念，并且力图说服她！
这时，我加回来了！她进入了画面——脸上根本没有刚才他听出来的那种绝望和激愤的表情，而是只有平时那种和善的笑意。
“我正是希望您不要接受这一点。而且，我相信您不会接受的。”
她甚至容光焕发。“这正是他童年的那个小伙伴，一起上学的那个小姑娘，他怎么会没认出她呢！
他很想说句普通的、亲昵的话，例如“把你的小手伸出来！”很想跟她握握手，说：“赌，我们谈得多么投机，真是太好了！”
但他的右臂插着针头。
真想直呼其名——薇加！或者——薇拉！
但是没有可能。
瓶子里的血浆这时已降低了一半。前几天，这血还在别人的体内流动，那人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可现在正把红褐色的健康注入他的体内。此外，它当真什么也没有带来么？
奥列格注视着薇加那轻盈移动的一双手，看她怎样把肘下的小枕头垫子，怎样把端头下面垫上棉花，手指怎样去摸橡皮管子，怎样把支架可以移动的上半部分连同瓶子一起稍稍抬高些。
他不只是想握一握她的手，甚至想吻一吻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