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列姆·波杜耶夫要不是脖子被癌肿包围，还是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论年纪，他还不满半百；肩膀结实，两腿有力，头脑健全。与其说他像一匹结实的马，不如说他更像一头耐劳的骆驼，干完8小时的活还能像头一班一样再干8小时。年轻时他在卡马河上习惯于搬运六普特重麻包，当年的那种力气至今也没减多少，即使现在，需要跟工人们一起把混凝土搅拌机推到高台上去的时候，他也从不退缩。他到过许多地方，干过无数行当，在那边拆卸、挖掘、运料，在这边建筑施工，面值小于8卢布的钞票不屑于去点数，半升酒下肚脚步不晃，超过一升便不再贪杯——就这样，他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感觉是，叶夫列姆·波杜耶夫面前没有尽头，没有界限，他将永远是这样。尽管他有的是力气，但却没上过前线——作为专业建筑工人而免服兵役，既不知道负伤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住野战医院是怎么回事。他从未生过大病，流感、时疫也没得过，连牙终也没有过。
直到前年才第一次患病——一下子就得了这种病。
得了癌症。
现在他一开口就说“得了癌”，而当初很长一个时期他都佯装镇静，仿佛没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能忍受得了就一直拖着，不去找医生。等到去找医生了，他就从一个科被转到另一个科，最后转到了肿瘤科，而这里对所有的病人都说他们得的不是癌。叶夫列姆不愿意弄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智，而相信自己的愿望：得的不是癌症，会好的。
叶夫列姆最初发病的地方是舌头——灵活自如的、不引人注意的、自己的眼睛从来不能直接看到而在生活中又如此有用的舌头。将近50年来，他使这条舌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就凭这条舌头他为自己争到过本来挣不到的工资。没有干过的活儿，他赌咒发誓说干过了。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也能说个滔滔不绝。既用它来顶撞上头，又用来臭骂工人。他骂起娘来是一套一套的，总是抓住被认为是神圣和宝贵的地方花样翻新，像夜写一样陶醉于自己的出色表演。他讲的笑话也都粗俗下流，但从不涉及政治。还会唱伏尔加河流域的歌谣。他对遍布各地的好多娘儿们撒过谎，说自己是单身，没有老婆孩子，许诺过一个星期就回来盖房子。“哼，就该让你烂掉舌头！”——他有那么一个短期文母娘这样诅咒过他。但叶夫列姆的舌头只是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才不听使唤。
忽然间，这条舌头开始膨胀起来。老是碍牙齿的事。柔软滋润的嘴也容它不下。
可叶夫列姆还是满不在乎，仍然在大伙面前龄牙咧嘴地说：
“波社耶夫？世上的事他什么都不怕！”
他们也就说：
“是啊，波杜耶夫的毅力真够强的。”
其实这并不是毅力强，而是5倍的恐惧。他不是凭毅力，而是出于恐惧才挺住，坚持工作，能把手术推迟一天算一天。波杜耶夫一辈子所做的准备都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去。这种过渡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不认识这种过渡的途径，于是就一再排除这个念头，反正没有病倒，天天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干活，听别人夸他毅力坚强。
给他动手术他不肯，只好开始用针疗：像对地狱里有罪的鬼那样往他舌头里扎针，几天几夜都不取出来。叶夫列姆。心想这么一来就会好起来，他是抱着那么大的希望！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舌头胀得更大。叶夫列姆在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那种坚强的毅力了，他愁眉不展，把脑袋伏在铺着白布的门诊桌上，同意开刀。
手术是列夫咧昂尼多维奇做的，做得非常成功！正像手术前所说明的那样：舌头截短了，变窄了，但很快就会习惯于转动，重新像先前那样说话，只是口齿有可能不那么清楚。他还被针疗过一次，放他出去了又叫了回来，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现在可以说，你过3个月再来，我们还要给你动一次手术，是在脖子上。这次是简单的小手术。”
但是脖子上的这种“简单的小手术”波杜耶夫在这里可说是看得不少了，所以在指定的日期他没有去。医院一再发信通知他，可他理也不理。总的来说，他不习惯于在一个地方久留，会不当回事儿似地远走高飞，哪怕到科雷马河上，哪怕去哈卡西亚。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财产、住房和家室之累，他所喜欢的只有自由的生活和口袋里的钱。而医院里来信说：“如果您再不来，我们就通过民警把您押来。”瞧，肿瘤医院甚至对那些根本不是癌症病的患者也有什么样的权力。
他去了。当然，他还可以拒绝开刀，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仔细摸7摸他颈部，狠狠地责怪他耽误了时间。就这样，他的脖子左右两侧都做了手术，像不明不白挨了刀子似的；他缠着绷带在医院里躺了很久，而让他出院的时候医生们无不连连摇头。
对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再也不像先前那么倾心了：工作、玩乐、喝酒、抽烟都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他脖子上那地方不见柔软，而是愈来愈绷得紧，硬邦邦的，老是像针扎和刺痛，甚至影响到头部。肿块沿着脖子往上升，几乎到了耳根。
就这样，一个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这栋用发砖建造、砖缝匀称齐整的老建筑物前，登上掩映在白杨树中间、被千百双脚磨得光滑的台阶，外科医生们即刻像接待亲人似地将他留了下来，于是他又穿上了那种条纹市病号服，还是住在靠近手术室、窗子抵住后围墙的那间病房里，等候第二次（而总的算来是第三次）手术。叶夫列姆此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他承认自己得的是癌症。
现在，为了追求平等，他开始说服同病房里所有的病人，要他们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而既然得上了这种病，那就谁也甭想逃出这个地方。即使出了院也还得全都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能够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声中找到乐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实情况，不自欺欺人。
后来给他做了第三次手术，开刀开得更疼、更深。但手术后包扎时，医生们似乎并不高兴，而是用行话在相互交谈，并用纱布给他愈缠愈紧，愈缠愈高，使脑袋和躯干牢固地连在一起。他感到射向头部的刺痛更厉害了，更频繁了，几乎是接连不断。
这样一来，干吗还要装模作样呢？得了癌症就应当变得超脱一些，正视两年来他一直眯缝起眼睛、扭头不看的事实：叶夫列姆断气的时候到了。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心情反而会轻松些：不是死，而是断了气儿了。
但这话只能是说说而已，头脑知不能想像，内心也无法体验：这事怎么能发生在他叶夫列姆身上？这怎么会发生呢？当真会这样该怎么办呢？
为了躲开这一事实，他曾挤在人们中间拼命干活，可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借助于绷带掐住了他的脖子。
从其他病人——无论是病房里的还是走廊上的，无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那里，他是听不到对他有任何帮助的话的。所有的话都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没有一句是中听的。
于是他开始从窗前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前，每天五六个小时踱来踱去。这是他寻求解脱的办法。
叶夫列姆一生中只有几个大城市没去过，边远地区他几乎走遍了，无论持在哪儿，他和其余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本领。一个人要么掌握很好的专业技能，要么能在生活中钻营。这两者都是生财之道。所以说人们相互认识的时候，道过姓名之后总是紧接就问：干什么工作，挣多少钱。要是一个人挣钱不多，那就是说，他不是傻瓜蛋便是不走运，反正是不怎么样的一个渺小的人。
所有这些年，波杜耶夫在沃尔库塔、叶尼塞河、远东和中亚所看到的就是这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人们挣了很多钱，随”后也就把钱花掉——有的人是逢星期六去花钱，有的人是度假时一次性地花掉。
这样的生活可以过得很顺心，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致命的病为止。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无论是他们束手无策的精神状态，还是死不承认得了癌症的自欺欺人的愿望，都说明他们意志薄弱，忽视了生活中的什么事情。
那么究竟忽视了什么呢？
叶夫列姆从小就听人们说，而且自己也知道，他和他的同伴这些年轻人，却比自己的老子头脑聪明。他们的老子胆了很小，一辈子连城也没进过，而叶夫列姆1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骑马打枪了，接近50岁时把整个国家像模娘儿们似地摸遍了。可是现在，他在病房里一边来回地走，一边回想他们家乡卡马河一带的老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挺勒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样死的。他们都不摆什么架子，不追求什么，也不吹嘘他们不会死掉，——他们都心情平静地对待死亡。他们不仅不留下债务，而且不声不响地做着准备，预先就指定好把母马留给谁，把马驹留给谁，把无领粗呢上衣留给谁，把靴子留给谁。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心情很轻松，仿佛只是搬到另一间茅屋里去住似的。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会被癌吓倒。而且，谁也没有得过什么癌症。
可在这儿，在医院里，人已经在吸氧气袋，眼珠子都快转不动了，而嘴巴还一再说：我不会死！我得的不是癌！
跟一些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他都在咕咕啦啦，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
波杜耶夫就这样回复一日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旧地板被踩得颤个不停，但究竟该怎样迎接死亡，他心中一点也没有变得明确起来。这事儿不能凭空瞎想。也没有人能告诉他。至于在什么书里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当年他念过4年小学，后来还在建筑工人培训班学习过，但他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广播天天有，可以代替看报，而书在心目中则完全是多余的东西，他在那些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工资高而混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多少喜欢看书的人。波社耶夫只读那些必须要读的东西——交流经验的小册子、升降机说明书、操作规章、公告命令，《简明教程》只读到第三章。花钱买书或者跑图书馆借书，他认为简直是可笑的。在远行的途中或者在等候什么的时候，要是无意中碰上一书本，那他顶多看上二三十页也就扔了，因为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导生活的精辟的东西。
就连这里，医院里床头柜上和窗台上摆着的书，他至今也没去碰一碰。这本蓝封面上烫着金字的书，他本来也不会去读它，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好在他感到最无聊的一个晚上把这本书塞给了他。叶夫列姆将两只枕头垫在背后，开始翻阅。如果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那他也不会看下去。但这是一本小故事集，其中每一篇的情节只用五六页就交待清楚了，有的则只有一页。目录上的篇名繁多。波杜耶夫开始读各篇的标题，立刻感觉到里边谈的似乎是实质性的东西。《劳动、死亡与疾病》《主要法则》《源泉》《一失足成千古恨》《三个老翁》《只要还有光，就走亮处》。
叶夫列姆翻开最短的一篇，把它读完了。他想思考一下，于是也就思考了。想把这篇小故事再读一遍，于是就又读了一遍。又想思考一下，于是又思考了。
看过第二篇之后也是这样。
这时灯熄了。为了这本书不被别人拿去，早晨也不用再找，叶夫列姆把它塞在自己的褥垫底下。在黑暗中他还给艾哈迈占讲一个古老的寓言，说真主怎样分配寿命，以及人得到了好多元用的寿命（不过，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无论怎样的寿命他都不认为是无用的，只要身体健康）。入睡之前他把看过的几篇故事又思索了一番。
只是射向头部的刺痛很厉害，妨碍思索。
星期五的早晨天空晦暗，而且跟医院里的任何一个早晨一样，是阴沉沉的。在这间病房里，每一个早晨都从叶夫列姆那令人心情沮丧的话开始。如果有人说出了自己的希望或心愿，叶夫列姆会立刻给他泼冷水，使他失望。但今天他却死也不肯开口，而是摆好了姿势一心在读这本不起眼的书。洗脸对他来说几乎是多余的，因为就连他的腮帮子也缠着绷带；早饭可以在被窝里吃；而今天手术病人又没有医生来巡诊。叶夫列姆慢条斯理地翻着这本书的粗糙厚实的纸张，默默地读着和思索着。
对放射科病人的巡诊结束了，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病号起初对医生骂骂咧咧，随后变得胆怯了，被打了针；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争自己的权利，出去了又回来了；阿佐夫金出院，弯着腰捂着肚子跟大家告别；其他病人有的被叫去照爱克斯光，有的去输血。而波杜耶夫依然没有下来在两排床位之间的通道上徘徊，他默然不语地在看自己的书。这本与众不同的书在跟他进行饶有兴味的交谈。
他活了一辈子，可还从未碰到过这样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
要不是刺痛感射向头部的这脖子迫使他躺在这张病床上，那他未必会去读它。这些小故事也许打动不了一个健康人的心。
还是在昨天叶夫列姆就注意到这样一个标题：《人们靠什么活着》拍这个标题拟得是那么贴切，仿佛就是叶夫列姆自己想出来的。最近几个星期，他在医院里徘徊的时候，尽管没有明说，事实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
这篇故事并不算短，但一开始读起来就很轻松，给人一种亲切、朴素的感觉：
“一个鞋匠带着老婆孩子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既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地，全靠皮匠活养活一家人。面包价格昂贵，可活儿不值钱，挣来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鞋匠跟老婆两人只有一件皮祆，而且，这件皮袄已穿得破烂不堪。”
这些都明明白白，下面也很容易懂：谢苗本人又高又瘦，帮手米哈伊尔也有点儿瘦，可是老爷：
“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脸又红又圆，脖子跟公牛脖子差不多，整个儿有如生铁铸成……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怎能不滚瓜流油呢，这个像铆钉一样结实的人连死神也拿他毫无办法。”
这样的人物，叶夫列姆见过不少：煤炭托拉斯的经理卡拉休克是这样的人，安东诺夫也是，还有切切夫、库赫季科夫。再说，叶夫列姆本人岂不也开始有点儿像这类人物了？
波杜耶夫慢慢地，仿佛是逐字逐句琢磨地把这篇故事整个儿读完了。
这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叶夫列姆既不想徘徊，也不想说话。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他的体内，在那里把一切都倒了过来。原先有眼睛的地方，现在没有眼睛了。原先是嘴的地方，现在已没有嘴了。
医院反正已从叶夫列姆身上刨下了头一层粗木花。现在就尽管刨好了。
叶夫列姆还是那样，两个枕头垫在背后，曲着两腿，合起来的书放在并拢的膝上，眼睛望着空无一物的白色墙壁。外面，天空中阴云密布。
叶夫列姆对面床上的那个白脸的疗养员打针以后一直在睡。由于他冷得打颤，给他盖得比较厚实。
旁边的床上，艾哈迈占在跟西布加托夫下跳棋。他们的语言很少有共同的地方，所以互相用俄语交谈。西市加托夫坐的姿势要使患病的腰不歪不曲。他还年轻，可是前顶上的头发却越来越稀少。
而叶夫列姆的头发却一根也没有脱落，还是那么蓬松稠密，有如一片无法通过的棕色密林。他身上至今还保存着对付娘儿们的全部精力。然而，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叶夫列姆究竟搞过多少这类女人是很难想像的。起初他还记个数，老婆不算在内，后来也就懒得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阿米娜是叶拉布加的一个挺规姑娘，白白的脸蛋，脸上的皮肤非常细嫩，只要指甲稍微碰一下，立刻就会出血。她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子，主动带着小小的女儿离开了他。从那时以来叶夫列姆就不愿再使自己丢脸，总是首先将娘儿们抛弃。他过的是候鸟式的生活，自由自在，一会儿去应招工，一会儿去签订合同，要是拖着一个家，他会感到很不方便。在任何新去的地方他都能为自己找到主妇。至于那些随便搭上的女人，自愿的也罢，不自愿的也罢，他有时连名字也不问，而只按说好了的价码付钱。现在，在他的记忆里，她们每个人的面貌、习性和有关的经过，全都混淆在一起了，只有属于特别的情况，他才铭记在脑子里。比方说，他记得那个工程师的妻子叶芙多什卡，战时在阿拉木图车站月台上，她怎样站在他的车窗下面扭动着屁股求他。当时，他们全班人马前往伊犁去开辟新的矿区，托拉斯的许多人都在为他们送行。其中也有叶芙多什卡的丈夫，这个窝窝囊囊的人站在不远的地方在说服某人什么。而火车头已经拉响了第一声汽笛。“暗！”叶夫列姆喊着，伸出了两只手。“要是你愿意，那就爬进来，咱们一起走！”她果然抓住了他的两只手，当着托拉斯的人和丈夫的面爬进了车窗，就这样她跟着去了，和他同居了两个星期。怎样把叶芙多什卡拖进了车厢，这样的事他记得。
如果说叶夫列姆一生中从娘儿们身上发现了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她们能缠。把一个浪儿们搞上手很容易，可是甩掉就难了。尽管到处都讲“平等”，叶夫列姆也不反对，但他内心里从来没把女人当作完全的人——除了自己的第一个妻子阿米娜以外。要是别的汉子认真指出他对待娘儿们不好，那他说不定会感到奇怪。
然而，按照这本奇怪的书来说，叶夫列姆简直一无是处。
灯被提前打开了。
那个有洁癖的满腹牢骚的病号醒了，从被窝里探出秃脑袋，匆匆戴上了眼镜，看上去像个教授。他立刻向大家宣布一个喜讯：针打下去他没觉得什么，本以为会有严重反应。说罢他就伸着脑袋到床头柜里取烧鸡。
叶夫列姆注意到，这些虚弱的人只能吃鸡肉。即使给他们羊羔肉，他们也会说：“这肉不消化。”
叶夫列姆还想看看别人，但这需要把整个身躯转过去。而朝前看去，只能见到这个喜欢训人的家伙在啃鸡骨头。
波杜耶夫呻吟了一声，小心翼翼地把身子转向了右边。
“瞧，”他大声宣布。“这儿有一篇小说。叫做《人们靠什么活着形。”说着便冷冷一笑。“这个问题谁能回答？人们靠什么活着？”
正在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和艾哈迈占抬起了头。艾哈迈占的健康正在恢复，他心情愉快，信心十足地回答说：
“靠给养。靠伙食和被服。”
参军前他一直住在家乡的小村子里，只会讲乌兹别克语。所有的俄罗斯词儿和概念，有关纪律性和散漫性，都是从部队里学来的。
“还有谁回答？’被杜耶夫声音嘶哑地问道。来自书本的这个难题出乎他的意料，对大家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还有谁回答？人们靠什么活着？”
穆尔萨利莫夫老头不懂俄语，否则，他有可能比这里所有的人都回答得好。但这时正好有一位男护士——医科实习生图尔贡来给他打针，此人回答说：
“靠工资呗，那还用说！”
黝黑的普罗什卡从角落里全神贯注，像看商店橱窗似的注意着，他甚至嘴都张开了半拉，但什么也没有说。
“噶，说呀！”叶夫列姆敦促着。
焦姆卡把自己看的一本书放下，皱着眉头在思考这个问题。叶夫列姆手里的那本书，也是焦姆卡拿到病房里来的，但他没能把它读下去，那本书像一个聋子在与你交谈，答非所问，谈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使人消沉，思想混乱，而所需要的却是行动方面的忠告。因此他没有读《人们靠什么活着？》，不知道叶夫列姆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他在考虑自己怎么回答。
“唁，说吧，小伙子介叶夫列姆鼓励他。
“在我看来，”焦姆卡慢条斯理地回答，像站在黑板前回答老师提问一样，一边想一边回答，惟恐答错。“首先靠的是空气。其次靠水。再就是靠食物。”
先前，要是有人问叶夫列姆，他也会这样回答。只是还会补充一点——靠烈酒。但这本书谈的完全不是拥方面的问题。
他吧嘈了一下嘴。
“赔，还有准回答？”
普罗什卡决心一试：
“靠熟练的技术。”
这说得也对，叶夫列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的。
西市加托夫这时却叹了口气，不好意思地说：
“靠故乡。”
“这是指什么？”叶夫列姆感到奇怪。
“就是说，靠自己的家乡……要生活在出生的地方。”
‘啊……这倒不必。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卡马河，如今，对我来说那里有它没它都无所谓。河就是河，岂不反正一样？”
“在自己的家乡，”西市加托夫固执地低声说，“病也不会缠着你。在家乡什么事情都好办。”
“好啦。还有谁说？”
“是在说什么？说什么？”精神有点振作了的鲁萨诺夫插嘴问。“到底是什么问题？”
叶夫列姆呼味着向左边转过身去。靠窗的病床都空着，只剩下那位疗养员。他两手捏住一条鸡腿的两端正在啃。
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仿佛是魔鬼故意安排的。叶夫列姆眯缝起眼睛。
“是这么个问题，教授：人们靠什么活着？”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假思索，甚至连啃鸡腿也几乎没有耽误：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问题。应当记住。人们活着，靠的是思想信仰和社会利益。”
说罢，他把关节处的那块美味的脆骨咬了下来。此后，除了爪子上的厚皮和耷拉着的筋，腿骨上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他把鸡骨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张纸上。
叶夫列姆没有应声。这位虚弱的人回答得如此干脆使他很不高兴。既然是思想信仰，那就只好闭口不谈了。
于是他打开书，又专心读了起来。他自己也想弄个明白，究竟怎样回答才算正确。
“那是本什么书？都写了些什么？”西布加托夫放下棋子问道。
“好，听听吧……”波杜耶夫念了开头的几行。“‘一个鞋匠带着老婆孩子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既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地……”
但朗诵起来是很费力的，且时间又长，所以他就靠在枕头上，开始用自己的话向西布加托夫复述，自己努力在头脑里把故事重温一遍：
“总之，鞋匠开始借酒浇愁了。有一次他有点儿醉意，把路上遇到的快要冻僵的米哈伊尔带了回去。老婆骂他，说自己的日子都不知怎么过，还带个白吃饭的回家。可是米哈伊尔干起活来腰也不直一下，他学会了统鞋，手艺比鞋匠还高明。有一次，那是在冬天，一位老爷坐车到他们那儿，带来一张贵重皮革，要加工订做一双长筒靴子，穿在脚上不走样，不脱线。可鞋匠如果把皮革剪坏了，那就得赔偿。而米哈伊尔好像莫名其妙地微笑了起来：在老爷背后的角落里他似乎看到了什么。老爷刚走，米哈伊尔就裁这张皮革，结果剪坏了：统和面连成一体的直拨式长筒靴是做不成了，而只好做成一双平底鞋。鞋匠急得捂住了脑袋，说‘你是怎么搞的，这不等于害了我？’可米哈伊尔说：‘此人为自己做好了一年的打算，哪知还活不到晚上。’果然，这位老爷在半路上就呜呼了。太太打发一个小男孩来告诉鞋匠，说靴子不用做了，而要赶快做一双平底鞋。是给死人穿的。”
“真见鬼，纯粹是胡说八道！”鲁萨诺夫猛然反驳，气愤得咬牙切齿。“难道谈别的话题不行吗？l，000米以外也能听出来，那不是我们的道德观念。那里面究竟是怎么说的——人们靠什么活着？”
叶夫列姆中断了叙述，一双肿胀的眼睛转向了这个秃了顶的人。他本来就很不高兴，因为这秃脑袋差点儿猜到了点子上。书里写着，人们不是靠关心自己，而是靠对别人的爱活着。这个虚弱的人说的则是：靠社会利益。
两者似乎是一致的。
“靠什么活着？”这话甚至不便于公开议论。似乎不太光彩。“人们说，凭借爱的力量……”
“靠的…提爱！？……不，不，这不是我们的道德观念！”金丝边眼镜显得十分得意。“喂，这玩意儿都是谁写的？”
“什么？”波杜耶夫发出牛叫似的声音。他的话被歪曲了，离开了本题。
“暗，这些玩意儿都是谁写的？作者是谁？……你看看第一页上边那儿。”
问姓名干什么呢？它跟问题的实质，跟他们的病有什么相干？叶夫列姆看书没有看上边这姓名的习惯，即使看了，也随看随忘。
现在他还是翻到第一页，并且大声念道：
“托尔……斯泰”
“坏……不可能！”鲁萨诺夫立刻表示反对。“请注意：托尔斯泰只写乐观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东西，否则他的作品是不会出版的。《粮食》《彼得大帝》。他是三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你们当会知道？”
“这并不是那个托尔斯泰！”焦姆卡从角落里插话说。“我们这说的是列夫·托尔斯泰。”
“怎么，不是那个？”鲁萨诺夫拖长了声调说，一是舒了口气，另是表示轻蔑。“啊，原来是另一个……是俄国革命的那面‘镜子’和‘糯米丸子’吗？……你们那个托尔斯泰太软弱了！他在很多问题上，在很多很多问题上认识不清。而应当抗恶，小伙子，应当同恶进行斗争！”
“我也是这么想。”焦姆卡声音低沉地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