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未来的大作家德·阿泰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看来，这正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兹一样，在巴黎的六层阁楼上受过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在人类知识的宝藏中耐心地挖掘过，在“毒气熏蒸”的巴黎社会中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
人们常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体验方面，《幻灭》比其他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一性一。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经历，他们的激一情、幻想和苦难，他几乎全都亲自体尝过。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青年：他在大卫·赛夏的故事里，倾诉了自己经营印刷所、铸字厂和受债务迫害的惨痛经验；在吕西安的遭遇里，溶入了自己在文坛和新闻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总结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张给了德·阿泰兹；同时让卢斯托和伏脱冷充当了他剖析社会的代言人。可以想见，作家对这部作品是倾注了极大热情的。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将《幻灭》称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①，声称这部小说“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②。在《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明确宣称这是“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一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一党一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一陰一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一精一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③
①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②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③巴尔扎克：《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这儿，巴黎显然是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法则的表征出现的。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凭借个人才智到社会上寻求发迹的机会，已成为法国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户户对那些稍有天赋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尔扎克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这种幻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封建时代，每个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划定了的，只有资本主义自一由竞争，以及与自一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以后，才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巴黎为圆心向外省扩散；巴黎的财富、权力，对外省青年必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如此便形成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竞争角逐的局面。竞争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这就必然挑一起无穷无尽极其残酷的斗争，由此产生一首首个人奋斗的诗篇，一出出理想破灭的悲剧，同时也产生了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巴尔扎克的哲理深度在于：他不仅意识到时代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时看到了社会还包含一着那么多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统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一残，多少理想归于幻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发展的可能一性一与阻碍可能一性一转化为现实一性一的社会环境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冲突。
既然冲突主要是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展开，对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绘，必然与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揭露一交一织在一起。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让整个社会在他周围活动着，呼吸着，影响着他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人物在生活的波涛中沉浮，距离自己最初的目标愈来愈远，终于被卷进危险的深渊。《幻灭》好像一幅巨型壁画，展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从外省到巴黎的广阔图景，描绘出王政复辟时期种种最富特征意义的现象：一方面，贵族的高贵姓氏和显赫地位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一爱一慕虚荣的青年；另一方面，资产者的财富已成为控制和一奴一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资产阶级自一由一党一在社会上比执政的保王一党一更有势力。这两大阶级的争夺，牵动着文坛上两派势力的斗争，也支配着吕西安的思想和命运。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在复辟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集中现象，描绘出工商业的竞争、同行间的倾轧和吞并是以何等一陰一险毒辣的方式在进行。大卫·赛夏就是在这类斗争中受围猎的一个牺牲品。在这些不同的角斗场上，作者勾勒了众多的不同阶层、不同身分的人物……总之，《幻灭》好比社会的缩影，集中了法国社会在新旧一交一替时期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最富时代特色的现象之一，就是刚起步不久的新闻界。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正面揭露新闻界内幕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幻灭》属于最早的，也是写得最大胆的一部。他撕一开报界这座圣殿的帷幕，让人们看到这是个拿灵魂作一交一易的铺子。他一桩一件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惹得新闻界的首脑和文艺界的“执政”们暴跳如雷。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的大痈疽，正是报界这股邪恶的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①，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
①巴尔扎克：《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
《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不是英雄（当然也不是坏蛋），而是一个中间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思想一性一格有严重弱点，而又有相当天赋的一类青年来刻画的。这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的一种典型一性一格。他聪明，有才华，但是自私、虚荣，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总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没有毅力在真学问上下功夫。所以他经不起浮华世界的引一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一落。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的态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对于他的错误和失败，作者既不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完全归咎于个人。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正是通过吕西安自身的弱点起作用的。
吕西安到巴黎以后，面前清清楚楚摆着两条路。一是德·阿泰兹和他的小一团一体的道路，这条路艰苦、漫长，然而清白可靠。要走这条路，吕西安缺的是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另一条就是斐诺已经取得成功、卢斯托正尾随其后的道路，这条路肮脏、危险，然而表面看来是名利双收的捷径。要走这条路，吕西安却又缺乏作恶的魄力和本领。因此吕西安两条路都走不通。
大卫·赛夏是与吕西安完全不同类型的一个青年。他正直宽厚、淳朴善良。他没有什么向上爬的野心，但并非没有才能或抱负。他用全副一精一力从事一项科学发明，想为他所一爱一的人挣起一份家业，他不乏恒心与毅力，却仍遭到惨败，原因是他的心地过于单纯，对现实缺乏透彻的理解，不像德·阿泰兹等人对人对事都有极冷静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会里毫无自卫的准备；出没在生存竞争的槍林弹雨中却不穿铠甲，不戴头盔。因此他当科学家绰绰有余，作买卖必定亏本，竞争中必定一败涂地。
德·阿泰兹是理想化了的巴尔扎克。小一团一体的道路正是作者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他相信，尽管社会环境险恶，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以开拓自我，战胜激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所以，《幻灭》一书所描写的虽是理想的破灭，却并不给人以悲观的印象。因为作者在揭露黑暗的同时，也着力刻画了一些追求正义者、自强不息者，时刻让读者感觉到有一股不与恶浊环境同流合污的对抗力量，也就是说，巴尔扎克认为：人是可以与社会较量的。
艾珉
一九九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