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塔里克的踪迹。然后，另一个星期来了又走。
为了打发时间，莱拉修补了那扇爸爸依然没有修好的纱门。她搬下爸爸的书籍，掸去上面的灰尘，按字母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她和哈西娜、吉提，还有吉提的母亲妮拉去小鸡街道。妮拉是个裁缝，有时候和替妈妈做衣服的女裁缝一起干活。就在那个星期，莱拉开始相信，在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全部艰辛之中，没有什么比单纯的等待更加痛苦的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莱拉发现她自己陷入了一些可怕的念头中。
他将不会回来。他的父母永远地搬走了；他们说去加兹尼，原来是在耍花样。这是大人一精一心设计好的，免得他们两个会为了分别而哭得死去活来。
他又踩到地雷了。就像1981年那次一样，当时他才五岁，他父母上一次带他去加兹尼也是在那一年。那件事故发生在莱拉第三个生日之后不久。那次他很走运，不过失去一条腿而已，能活下来已经算是万幸。
这些念头不停地在她脑子里纠缠不清。
然后，有一天晚上，莱拉看见街道那边有一道细小的电光照射过来。一个介于尖一叫与喘息之间的声音从她嘴唇里跑出来。她匆忙从床 底摸出她自己的手电筒，但它没有亮起来。莱拉用手掌拍拍手电筒，咒骂那该死的电池。但手电筒坏了也不要紧。他回来了。莱拉心中的石头落地了，她坐在床 沿，晕晕乎乎的，看着那美丽的黄色眼睛一眨一眨，时明时灭。
第二天，在去塔里克家的路上，莱拉看见卡迪姆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在街道对面。卡迪姆蹲在地上，用一根棍子不知道在垃圾堆里掏什么东西。当看到她的时候，他丢掉棍子，晃动他的手指。他说了几句话，引来一阵笑声。莱拉垂下头，匆匆跑过去。
“你干什么啦？”塔里克开门时，她脱口而出。这时她才想起来他的叔叔是理发师。
塔里克用手摸一着不久前才剃过头发的脑壳，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稍微有点不整齐的洁白牙齿。
“喜欢吗？”
“你看上去好像应征入伍了。”
“你想摸一摸看吗？”他低下头。
莱拉高兴地用掌心感受着他那扎手的粗一硬发茬。有些男孩头发留得很长，为的是要遮住他们像圆锥体般的脑袋和丑陋的癞痢，但塔里克和他们不一样。塔里克的脑袋长得很完美，而且头上没有癞痢。
他抬起头，莱拉看到他的脸颊和额头都被晒黑了。
“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叔叔生病了。来啊，进来啊。”
他领着她，沿着走廊，向他们家的客厅走去。莱拉喜欢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她喜欢客厅破旧的地毯，沙发上的补丁，还有塔里克的生活中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他母亲那些成捆成捆的布料，她那些插在线一团一 上的针，那些旧杂志，角落里那个将要裂开的手风琴盒子。
“是谁啊？”
他母亲在厨房问。
“莱拉。”他说。
他给她拉过一张椅子。客厅光线明亮，有两个开向院子的窗户。窗台上摆着几个空罐子，塔里克的母亲用它们来腌制茄子和一胡一 萝卜酱。
“原来是我们的儿媳妇啊。”他的父亲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大声说。他是个木匠，身材颀长，头发花白，年纪六十出头。他的门牙之间有几道牙缝，双眼眯斜，一看就是那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屋外度过的人。他张开双臂，莱拉扑进他怀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锯屑芬芳。他们相互亲了三次脸颊。
“你再这样叫她，她就不来我们家了。”塔里克的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说了一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碗，一把大勺子，还有四个小碗。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别跟这个老头较真啊，”她双手捧起莱拉的脸蛋，“亲一爱一的，看到你真好。来来，坐下。我从那边带回来一些水发的果肉［1］指浸泡在水里的果肉。将果肉浸泡在特制的水里可以延长保鲜期，国外常使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水果。［1］。”
桌子很大，是用颜色很浅的木头制成的，没有刷上油漆——塔里克的父亲做了这张桌子，那些椅子也是他做的。它铺着苔藓般翠绿的塑料桌布，桌布上面印着很多小小的淡红色月牙和星星。客厅墙面大多挂着塔里克在不同岁数时拍下的照片。在一些他还很小的照片中，他有两条腿。
“我听说你的兄弟生病了。”莱拉一边对塔里克的父亲说，一边把调羹放进她那个装满浸在水里的葡萄、开心果和杏子的碗里。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是啊，不过他现在好了，感谢真主。”
“心脏一病发作。第二次了。”塔里克的母亲说，责备地盯了她丈夫一眼。
塔里克的父亲呼出一口烟，朝莱拉眨眨眼。莱拉又一次发现塔里克双亲的年纪其实足够当她的爷爷一奶一奶一了。他母亲四十好几才怀上他。
塔里克的母亲看着她的碗，问道：“你父亲怎么样，亲一爱一的？”
自从莱拉认识她的时候起，塔里克的母亲就戴着一头假发。随着年月的流逝，它已经变色暗紫色的了。今天，她的假发在额前拉得很低，莱拉能够看到她两鬓苍苍的白发。有些时候，假发戴得很高，露出整个额头。但在莱拉看来，塔里克的母亲带着假发时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怜。莱拉所看到的，是假发下面那张安详而自信的脸，一双聪明的眼睛，还有那令人愉快的、从容不迫的举止。
“他挺好的，”莱拉说，“当然，还在塞罗上班。他挺好的。”
“你母亲呢？”
“她呀，还是老样子，心情时好时坏。”
“倒也是。”塔里克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把她的调羹放进碗里，“一个母亲见不到儿子，那该有多么难受啊。”
“你在这里吃午饭吗？”塔里克说。
“一定要在这里吃，”他母亲说，“我做了肉汤。”
“不，不打扰你们啦。”
“不会吧？”塔里克的母亲说，“我们才离开了几个星期，你就变得这么见外啊？”
“好吧，那我留下。”莱拉红着脸说，笑了起来。
“那就说定了。”
事实上，莱拉喜欢在塔里克家吃饭的程度，就跟她讨厌在自己家吃饭的程度一样。在塔里克家，没有人会单独吃饭；他们总是等齐了一起吃。莱拉喜欢他们家用的紫罗兰色塑料杯，也喜欢他们家的水罐里面总是漂着几片柠檬。他们每次吃饭，总是先喝一碗新鲜的酸一奶一；他们在所有的饭菜上，甚至在酸一奶一上，都滴上一些酸橙汁；吃饭的时候还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所有这些都是莱拉喜欢的。
吃完饭后，他们总是会谈谈心。虽然塔里克和他的父母都是普什图人，但莱拉在场的时候，为了照顾她，他们用法尔西语一交一 谈，尽管莱拉在学校学过普什图语，多少能听懂他们的母语。爸爸说他们这两类人——少数族裔的塔吉克人，还有普什图人，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塔吉克人总是觉得低人一等，爸爸曾经说，普什图血统的国王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百五十年，莱拉，可是塔吉克人的统治加起来总共才九个月，而且还是1929年的陈年旧事了。
“你呢？”莱拉问，“你觉得低人一等吗，爸爸？”
爸爸用衬衣的一角擦了擦眼镜。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无稽之谈——所有这些诸如我是塔吉克人、你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她是乌兹别克人之类的话。我们都是阿富汗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当一个种族统治了其他种族这么长时间……那肯定会存在一些轻蔑和敌对。肯定的。一直以来都存在。
或许是这样吧。但在塔里克家里，从来没人提起这些话题，莱拉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莱拉觉得她和塔里克的家人相处总是那么自然，那么毫不费劲，丝毫没有因为种族或者语言的差异而变得复杂，而且跟她自己的家不同，他们家的气氛没有受到个人的好恶和争执的影响。
“来打牌怎么样？”塔里克说。
“好啊，你们去楼上。”他母亲说，嗔怪地挥手扇了扇她丈夫吐出来的烟雾。“我先把肉汤煮起来。”
他们趴在塔里克的房间中央，轮流一出牌，玩起潘吉帕［1］Panjpar，一种扑克游戏。［1］。塔里克的一条腿在空中摇摆，跟她说起这次的旅途。他帮叔叔种了几棵桃树。他在花园里抓住一条蛇。
这个房间是莱拉和塔里克做作业的地方，也是他们把纸牌砌成塔楼、相互画一些怪诞肖像的地方。如果外面下起雨来，他们就会趴在窗台上，喝着一温一 暖的、冒着泡沫的橙味芬达汽水，看着玻璃窗上饱满的雨珠往下流。
“好啦，我有一条谜语，”莱拉洗着牌说，“什么东西只待在一个角落，却跑遍全世界？”
“等一下，”塔里克把自己撑起来，那条假腿甩向一旁。他身一子一缩，侧过身躺着，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给我那个枕头。”他把枕头放在他的腿下面。“好了。这样好一些。”
莱拉还记得塔里克第一次让她看他的断腿的情形。当时她六岁。她伸出一根手指，去戳他左边膝盖下面那紧绷的、闪亮的皮肤。她的手指头摸一到一些小小的硬块，塔里克说它们都是些骨刺，人们在截肢之后有时候会长骨刺。她问他这条断腿痛不痛，他说它本来和假肢接合得很好，但如果它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发胀，和假肢接合不好，就会变得酸痛。跟手指套着顶针一个道理。有时候它会磨破。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到时我就会发皮疹和起水泡，不过我母亲有一些药膏可以治这些。不算太糟糕。
当时莱拉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在哭什么呀？他把那条断腿收回去，你自己要看的，你这个一爱一哭的小孩。早知道你会掉眼泪的话，我才不给你看呢。
“邮票。”他说。
“什么？”
“你的谜语啊。谜底是邮票。吃过午饭后，我们应该去动物园。”
“你听过那个谜语，对吧？”
“绝对没有。”
“你是个骗子。”
“你嫉妒我。”
“嫉妒你什么啊？”
“嫉妒我是个聪明的男子汉。”
“你是个聪明的男子汉？真的吗？那你说，下象棋的时候谁一直赢啊？”
“我让你赢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两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是真的。
“谁数学考不好呀？你比我高一个年级呢，干吗还老要来找我帮你做数学作业？”
“如果不是觉得数学很烦，我就比你高两个年级啦。”
“我想地理也让你很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的？好啦，闭嘴啦。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动物园？”
莱拉笑起来。“去啊。”
“很好。”
“我想你。”
他们沉默了一会。然后塔里克转过脸来，半是怪笑、半是讨厌地做着鬼脸。“你有什么毛病啊？”
莱拉心想，她、哈西娜和吉提相互之间该把这三个字说了多少遍？她们只要两三天没有见到对方就会说出这句话，说的时候毫不犹豫。我想你，哈西娜。啊，我也想你。从塔里克的鬼脸中，莱拉知道男孩在这一点上和女孩不一样。他们不会表达友谊。他们觉得没有欲一望、也没有必要说出诸如此类的话。在莱拉的想像中，她两个哥哥也是这样的。莱拉终于明白了，男孩对待友谊，就像他们对待太陽一样：它的存在毋庸置疑，它的光芒最好是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直视。
“我打算騷扰你一下。”她说。
他瞪了她一眼。“你成功了。”
但她认为他的脸色变得和缓了。她认为也许是他脸颊上太陽晒出来的黝一黑暂时变深了。
莱拉本来不想告诉他的。实际上，她早就知道说给他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有人会受伤的，因为塔里克肯定会追究到底。但后来，当他们走上街头、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时，她又见到卡迪姆靠在墙壁上。他身旁围满了狐朋*****，他们纷纷翘一起大拇指称赞他的腰带。他放肆地朝她怪笑着。
所以她告诉塔里克了。她还来不及细想，故事已经一股脑从她嘴里说出来。
“他做了什么？”
她又跟他说了一次。
他指着卡迪姆。“他？这个人？你看清楚了？”
“我看得很清楚。”
塔里克牙齿一咬，用普什图语骂了一句莱拉没听明白的话。“你在这里等我。”他说，这次说的是法尔西语。
“别，塔里克……”
他已经向街道对面走去。
卡迪姆第一个看到他。他的笑容消失了，不再靠着墙壁，站直了身一子。他双手从腰带上一抽一出来，站得更笔挺了，显然已经察觉到危险的气氛。其他人纷纷顺着他的眼光看来。
莱拉希望她刚才什么都没说。如果他们群殴他怎么办？他们有几个人呢——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如果他受伤了怎么办？
然后塔里克在卡迪姆和他那群朋友前面几步站住了。他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莱拉想，可能是改变主意了吧；当他弯下腰的时候，莱拉想像他会假装鞋带松开了，走回她身边。接着他的手动了起来，她明白了。
等到塔里克挺一起腰，用一条腿站着的时候，其他人也恍然大悟了。他一边向卡迪姆跳过去，一边责骂着他，解下来那条腿扛在他的肩膀上，像一把剑。
那些男孩匆忙让开。他们在塔里克和卡迪姆之间清出一条道路。
接着是尘土飞扬，拳打脚踢，哭喊求饶。
卡迪姆再也没有欺负莱拉了。
那天晚上，跟多数夜晚一样，莱拉在桌子上摆了两个人的晚饭。妈妈说她不饿。在她觉得饿的夜晚，即使爸爸已经回家了，她也会带着一盘食物到自己的房间去。每当莱拉和爸爸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通常已经睡着了，或者清醒地躺在床 上。
爸爸从浴一室走出来，他的头发——回家时头发上有很多灰尘——洗得干干净净，向后梳起。
“我们有什么吃的，莱拉？”
“昨天吃剩的面汤。”
“听上去不错。”他说，把那条用来擦干头发的毛巾叠了起来。“那么，我们今晚要做些什么呢？把分数加起来？”
“实际上，是把分数转换为带分数。”
“啊。好的。”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爸爸会指导莱拉解答题目，也给她布置一些他自己安排的作业。这只是为了让莱拉比他们班的同学多学一点东西，而不是由于他对学校安排的作业不满——尽管那只是一些洗脑式的教育。实际上，在爸爸看来，阿富汗的人有一件事做对了，那就是他们办的教育，而讽刺的是，他正是从这个职业中被他们开除掉的。更为确切地说，爸爸认为他们让妇女接受教育是对的。这个政一府为妇女办了一些扫盲班。爸爸说，现在喀布尔大学里面，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女生了，她们学习 法律、医学和工程学。
在这个国家，女人的日子总是过得很辛苦，莱拉，但现在，在的统治下，她们也许更自一由 了，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利，爸爸说，说的时候总是压低嗓音，他知道就算对做出最为无关紧要的正面评价，也会惹得妈妈暴跳如雷。但这是真的，爸爸说，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你可以利用这个大环境，莱拉。当然了，妇女的自一由 ——说到这儿，他悲伤地摇摇头——也是促使那儿的人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原因之一。
他说的“那儿”并不是喀布尔，这个城市向来是相对自一由 和进步的地方。在喀布尔这里，女人可以在大学里教书，当中小学校长，在政一府中拥有一官半职。不，爸爸说的是那些种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是南部或者东部毗邻巴基斯塔国界的普什图人聚居地。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妇女，上街的妇女都穿着布卡，有男人陪同。在他指的那些地区，男人信奉祖先传下的古老民俗，这些人反抗人和他们的信条——解放妇女，废除强迫婚姻，把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六岁。爸爸说，政一府——而且是一个不信真主的政一府——教导人们要放女人离开家门，上学接受教育，和男人一起工作，但那儿的男人认为这亵渎了他们祖国的古老传统。
爸爸喜欢讽刺地说：真主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会叹气说，莱拉，我的孩子，阿富汗人惟一不能打败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爸爸在桌子旁边坐下，拿面包一皮去蘸他那碗面汤。
莱拉决定吃过饭之后、开始学习 分数之前，把塔里克教训卡迪姆的事告诉爸爸。但她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就在那时，有人在敲门，门外有个陌生人带来了一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