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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下我睡过的第三个女孩。
谈论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女郎。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相反，苟活于世的我们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我甚至时常觉得每隔一小时便长了一岁。而可怕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她绝对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这种说法未必公正。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不是长得对她来说相得益彰的那种类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日期，1963年8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子弹射穿头颅的那年。她坐在一处仿佛是避暑胜地的海岸防潮堤上，有点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头发剪得很短，颇有赛巴格风度（总他说来，那发型使我联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身穿下摆偏长的红方格连衣裙。她看上去带有几分拘泥，却很美，那是一种似乎能够触一动对方心中最敏一感部分的美。
轻轻合一拢的双一唇，犹如纤纤触角一般向上一翘一起的鼻头，似乎自己修剪的刘海不经意地垂挂在宽宽的前额，由此到略微一隆一起的脸颊之间，散在着粉刺淡淡的遗痕。
她14岁，是她21载人生中美奂美仑的一瞬间，旋即倏然逝去——我只能这样认为。究竟那种事是由于什么、为了什么而发生的，我无法捉摸，别人也全然不晓。
她一本正经地（不是开玩笑）说她上大学是受天的启示。
当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我们赤身一裸一体地躺在床 上。我问所谓天的启示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晓得呢，”她说。稍顷，又补充道：“不过，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从天而降。”
我想象天使的翅膀飘落大学校园的情景。远远看去，宛如一方卫生纸。
关于她为什么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怀疑她本身恐怕也不明了。27
我做了个恶梦。
我成了一只硕一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快发黑的血迹，西天有一块不吉祥的黑云遮天盖地，四周飘荡着隐隐雨腥。
许久没做这样的梦了。由于时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梦境。
我从床 上翻身下来，拧开淋浴喷头冲去全身讨厌的汗腻。
接着用烤面包一皮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水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最高一温一 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面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两年前，哥哥留下满屋子书和一个女友。未说任何缘由便去了美国。有时她和我一起吃饭，还说我们兄弟俩实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10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12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直叫人可怜，从海边直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磷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里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陽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一溅在网球场上。
我观看了5分钟。随后转身上车，放倒车座的靠背，闭目合眼，茫然听着海涛声和其间夹杂的击球声，听了好一会儿。柔和的南风送来海水的馨香和沥青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一温一 一存，过时的摇摆舞曲，刚刚洗过的无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烟时的甘美，稍纵即逝的预感——一幕幕永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时来着？），那梦便一去沓然再也不曾光临。
两点不多不少，我把车开到爵士酒吧门前。只见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萨扎基思的《再次上十字架的基督》。
“她在哪？”我问。
鼠悄然合上书，钻进车，戴上墨镜：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叹口气，松开领带，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点上支烟。
“那么，总得有个去处吧？”
“动物园。”
“好啊。”我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