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羽田机场取出行李，我问雪家住哪里。
“箱根。”
“真够远的。”我说。晚间8点都过了，无论乘出租车还是乘什么，从这里回箱根都不是闹着玩的。“在东京没有熟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这些人哪个都行。”
“这些人都没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坂。不大，妈妈来东京时用的。可以去那里住，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家人？除妈妈以外？”
“没有，”雪说，“只我和妈妈两人。”
“唔。”看来这户人家情况颇为复杂，但终究不关我事，“反正先搭出租车去我那里，找地方一起吃顿晚饭，吃完用车送你回公寓。这样可好？”
“怎么都好。”她说。
我拦了辆出租车，赶到我在涩谷的寓所。叫雪在门口等着，自己进房间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装，换上普通衣服：普通轻便运动鞋、普通夹克和普通毛衣。然后下去让雪钻进“雄狮”，开车跑了15分钟，到得一家意大利风味餐馆吃饭。我吃的是肉丸和青菜色拉，她吃贝一肉末儿细面条和菠菜。又要了一盘鱼肉松，两人一分为二。这鱼肉松量相当不小，看样子她饿得够呛，转眼间一扫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馏咖啡。
“好香！”她说。
我告诉她，我最清楚哪里的饭店味道好，并且讲了到处物色美食店工作的情况。
雪默默听着我的话。
“所以我很了解。”我说，“法国有一种猪，专门哼哼唧唧地寻找隐蔽的蘑菇，和那一样。”
“不大喜欢工作？”
我点点头，说：“不行，怎么也喜欢不来。那工作毫无意义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饭店，登在刊物上介绍给大家，告诉人家去那里吃那种东西。可是何苦非做这种事不可呢？为什么偏要你一一指点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为什么偏要你就连怎样选菜谱都指手画脚一番呢？况且，被你介绍过的那家饭店，随着名气的提高，味道和服务态度反倒急剧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为供求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干的好事。每当发现什么，就把它无微不至地贬低一番。一发现洁白的东西，非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可。人们称之为信息，称把生活空间底朝天过一遍筛子是什么信息的集约化。这种勾当简直烦透人了——自己干的就是这个。”
雪从桌子对面一直看着我，活像看什么珍奇动物。
“可你还在干吧？”
“工作嘛。”我说。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对面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搞的，瞧我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些什么！“走吧！”我说，“夜深了，送你回公寓。”
乘上“雄狮”，雪拿起身旁随便扔着的磁带，塞一进音响。那是我自己转录的老歌乐队的带子，常常一个人边开车边听。塔普斯的《我要奔向前方》。路面车少人稀，很快来到赤坂，我便向雪问她公寓的位置。
“不想告诉你。”雪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不想回去。”
“喂，夜里10点都过了。”我说，“整整折腾了一天，比狗还困。”
雪从旁边座席上盯视着我的脸。尽管我一直注视前方路面，还是感觉得出落在我左侧脸颊上的视线。那视线很不可思议：其中并不含有任何感情，却又使我悸一动不已。如此盯视良久，她才转向另一侧车窗的外面。
“我不困。再说现在回房间也是一个人，很想再兜兜风，听听音乐。”
我沉吟一下，说：“一个小时。完了就回去乖乖睡觉，好吗？”
“好的。”
我们一面听音乐，一面在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如此做法，带来的结果无非是加速空气污染，使臭氧层遭到破坏，噪音增多，人们神经紧张，地下资源枯竭。雪把头偎在靠背上，一声不响地茫然望着街头夜景。
“听说你母亲在加德满都？”我问道。
“嗯。”她懒慵慵地回答。
“那么，母亲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喽！”
“回箱根倒是有一个帮忙的老婆婆。”
“唔，”我说，“常有这种情况？”
“你指的是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常有的呀，她那人，脑袋里装的全是她的照片。人是没有坏心，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只考虑她自己，有我没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好比一把伞，她走到哪忘到哪。兴致一来说走就走。一旦起了去加德满都的念头，脑袋里就只有加德满都。当然事后也反省也道歉，但马上又故伎重演，这次心血来一潮地把我带去北海道。带去自然好，可我只能整天在宾馆房间里听单放机，妈妈几乎顾不得回来，吃饭也我一个人……但我已经习惯了。就说这次吧，她说是说一个星期后回来，实际也指望不得，谁晓得从加德满都又去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