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
确实，阿尔贝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我同他演了一精一彩的一幕。我去他那儿向他告别；我一时心血来一潮，要骑马到山里去，现在我就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两支手槍不意落在我的眼里。——“把手槍借给我吧，”我说，“我出门好用。”——“行呵，”他说，“要是你不怕麻烦给槍装上弹药；槍在我这里挂着只是摆摆样子而已。”——我取下一支槍，他继续说：“我的小心谨慎曾同我开了一次淘气的玩笑，打那以后我就不愿再摆一弄这玩艺儿了。”——我心里好奇，很想知道这件事。——“我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大约住了三个月，”他说，“身边带了几支微型手槍，都未装弹药，我也睡得很安稳。一天下午，下着雨，我闲坐无事，不知怎么，顿时生出奇思异想：我们可能会遭到袭击，可能用得上手槍，可能……——你知道，事情会怎样。——我把手槍一交一给仆人，让他把槍擦一擦，装上弹药，而这小子却拿着槍去逗女仆玩，想吓唬她们一下，上帝知道是怎么搞的，槍走了火，通条还在槍膛里，一下子射进一位女仆右手拇指肌，把她的拇指打烂了。她向我哭诉了一阵，我还得支付她的治疗费，自此以后，我所有的槍支都不装弹药了。亲一爱一的朋友，小心谨慎有什么用？并不是所有的危险都能预见得到的！虽然……”——现在你知道了吧，我很喜欢此人，甚至还包括他的“虽然”二字，因为任何一般定理都有例外，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此公竟如此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要是他觉得说了些考虑不周、一般化的或不太确切的言辞，他就要没完没了地对他的话加以限定、修正、增添和删减，末了与原来的意思大相径庭。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厌其烦地把这件事情说得详详细细，纤悉无遗，到后来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了，完全在琢磨自己的一些一陰一郁的念头，我以暴躁的姿态把槍口对准自己右眼上的额头。——“啊哟！”阿尔贝特叫道，同时从我手里把槍夺下，“这是干什么？”——“槍里没装弹药，”我说。——“即使这样，你要干什么？”他极不耐烦地加了一句。“我想象不出，人怎么会这样傻，竟会开槍自一杀，单是这种念头就让我恶心。”
“你们这些人呵，”我嚷道，“只要谈起一件事，马上就要说：‘这是愚蠢的，这是聪明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究竟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你们为此研究过一个行动的内在情况吗？你们能确切解释这个行为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必然会发生的原因吗？如果你们研究过，那就不会如此草率地作出判断的。”
“你得承认，”阿尔贝特说，“某些行为的发生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其本身总是一种罪恶。”
我耸耸肩，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我亲一爱一的，”我接着说，“这里也有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恶，但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和亲人不致饿死才去盗窃，他该值得同情还是该受到惩罚？丈夫由于正当的愤怒，一气之下杀了不忠实的妻子及卑鄙的一奸一夫，谁还会向他扔第一块石头？还有那位姑一娘一，那位在极乐时刻完全沉醉在排山倒海的一爱一情的狂欢之中的姑一娘一，又有谁会向她扔第一块石头？我们的法律本身——这些冷血的、咬文嚼字的学究也会被感动，不给予她惩罚的。”“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贝特说，“因为一个人受了激一情的驱使，失去了理智，只能把他看作醉汉，看作疯子。”“哟，你们这些有理智的人！”我微笑着叫道。“激一情！酩酊大醉！疯狂！你们却在那里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这些品行端正的人，你们嘲骂醉汉，唾弃疯子，像祭司一般从那边过去，像那个法利赛人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没有把你们造成醉汉或疯子。我却不止一次喝醉过，我的激一情也和疯狂相差无几，我并不为此感到悔恨，因为以我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知道，凡是成就伟大事业，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事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们却从来都被骂作醉汉和疯子。
“即使在平常的生活中，凡是有人做了豪爽、高尚、出人意料的事，就总会听到有人指着他的脊梁骨在背后嚷嚷：‘这家伙喝醉了，他是傻瓜！’这真叫人受不了。惭愧吧，你们这些清醒的人！惭愧吧，你们这些圣贤！”“你这又在异想天开了，”阿尔贝特说，“你把什么事都绷得紧紧的，至少这里你肯定是错了，现在谈的是自一杀，你却把它扯来同伟大的行为相比：自一杀只不过是软弱的表现罢了，因为比起顽强地忍受痛苦生活的煎熬，死当然要轻松得多。”我打算中止谈话；他这种论调真让我火冒三丈，我的话都是吐自肺腑，他却尽说些毫无意义的老调。可是我还是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因为他这一套我听惯了，也常常为此而气恼。于是我稍带激动地回答他：“你说自一杀是软弱？我请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个民族，一个在难以忍受的暴君压迫下呻一吟的民族，当它终于奋起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时，难道你能说这是软弱吗？一个人家宅失火，他大惊之下鼓足力气，轻易地搬开了他头脑冷静时几乎不可能挪动的重物；一个人受到侮辱时，一怒之下竟同六个对手较量起来，并将他们一一制一服，能说这样的人是软弱吗？还有，我的好友，既然拚命便是强大的力量，为什么绷得紧便该成为其反面呢？”——阿尔贝特凝视着我，说：“请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例子，在我看来和我们讨论的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可能，”我说，“别人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方法近乎荒谬。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设想一个决意摆脱生活担子的人——这种担子在通常情况下是愉快的——是什么样的心境。我们只有具有共同的感受，才有资格来谈论一件事。”
“人的天一性一都有其局限：它可以经受欢乐、悲伤、痛苦到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就将毁灭。”我继续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软弱还是坚强，而在于他能不能经受得住自己痛苦的限度，无论是在道义上或肉一体上。我认为，把一个自一杀者说成是懦夫，正如把一个死于恶一性一热病的人称为胆小鬼一样，都是不合适的，这两种说法同样是离奇的。”“谬论，简直是谬论！”阿尔贝特嚷道。——“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荒谬，”我说。“你得承认，如果人的机体受到疾病的侵袭，使他的一精一力一部分被耗蚀，一部分失去了作用，再也不能痊愈，无论怎么治也无法恢复生命的正常运转，这种病我们称之为绝症。
“好吧，亲一爱一的，让我们把这个比喻用于一精一神上吧，请看一看人在狭隘的天地里，各种印象对他起着什么作用，是怎么确定他的思想的，直至最终不断增长的激一情是如何夺去他冷静的思考力，以致使他毁灭的。
“沉着而有理智的人虽然对这位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虽然也劝说他，但都是徒劳的！这正如一个健康人站在病人一床一前，却一点儿也不能把自己的一精一力输送给病人一样。”
阿尔贝特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笼统。于是我便提起一位不久前淹死在水里的姑一娘一，又把她的故事给他重讲了一遍：“这是一位年轻的好姑一娘一，是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长大的，每星期干些家务活，到了星期天就穿上一套逐步添置的盛装同几个情况与她相似的姑一娘一一起到郊外去散散步，也许逢年过节还跳跳舞，再就是同女邻居兴致勃勃地聊上一阵，说说某次吵嘴的起因啦，谁散布谁的流言蜚语啦，等等，除此之外就谈不上别的娱乐了。——她火热的天一性一后来感觉到了某些内心的需求，男人的谄媚奉承更增加了这种需求；以前的快乐已经渐渐变得平淡无味了，最后她终于遇到了一个人，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他的身边，于是她便把一切希望统统寄托在此人身上，忘掉了周围的世界，除他之外，除他一人之外，她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着，她心里只想着他，只想着他一个人。空洞的消遣虽可满足变化无常的虚荣心，但她不为其所左右，一心径直追求自己的目标，她要成为他的人，她要在永恒的比翼连理中寻找她所缺少的一切幸福，享受她所渴望的种种欢乐。频频许下的山盟海誓，给她吃了定心丸，使她确信自己的希望绝不会落空；大胆的一爱一抚更增添了她的欲求。这一切都充塞着她的心灵；她浮荡在恍惚的神思中，沉浸在对于欢乐的预感中，她兴奋到了极点，终于伸出双臂，要将自己的全部心愿搂住。——可是，她最一爱一的人却将她抛弃。——她惊呆了，神志麻木了，站在那里，面对万丈深渊；她周围是一片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感觉，因为是他——在他身上她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他将她遗弃的呀！她看不见面前广阔的世界，看不到许许多多可以为她弥补这个损失的人，她感到形单影只，感到被世界遗弃了。——她被内心可怕的痛苦盲目地一逼一上了绝路，于是便纵身往下一跳，以便在环抱着周围一切的死亡中来消除自己的一切痛苦。——你看，阿尔贝特，这便是某些人的故事！请告诉我，这难道不是一种病例吗？在这混乱而矛盾的力的迷津中，天一性一找不到出路，人就唯有一死了之。
“让这帮袖手旁观、专说风凉话的人遭殃吧！他们可能会说：‘傻丫头！要是她等一等，要是让时间来医治，那么绝望就会被排除，就会有另一个人来安慰她。’——这正好像有人说：‘这傻瓜，竟会死于热病！要是他等到体力恢复，体一液好转，血液一騷一动平静下来了，那一切就会好起来，他兴许会一直活到今天呐！’”
阿尔贝特还觉得这个比喻不够明白具体，又提出一些异议，如，说我讲的只是一位单纯的姑一娘一，倘若是个有理智的男人，又不那么狭隘，涉世也较深，那怎么也要原谅他呢，对于这一点他不理解。——“我的朋友，”我大声嚷道，“人总归是人，当一个人激一情澎湃，而又受到人一性一局限的一逼一迫时，他即使有的那点儿理智也很少能起作用，或者根本就起不了作用。更何况——下次再谈吧……”说着，我便拿起我的帽子。哦，我的心里感慨万千——我和阿尔贝特分开了，互相并没有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理解另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