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嘈杂，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有在一起一胡一说些无一耻的小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误解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封锁。
他的小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垃圾占领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个患麻病的独臂人，相貌一温一和，银灰色的一胡一须，眼睛里透出一精一蝗。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德烈的小杂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货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采光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线。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对了。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比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消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一陰一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头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待客，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示意，我进去一看：黯淡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是萨洛无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似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太舒服，也不协调。
我听人们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小老的房间里是多作的。
他祷告完，很认真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一胡一子，极为重视地看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帮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干吗非得化装呀？”我问他。
“是呵。”小老头小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听到喊声：“噢，他长这样儿呵。”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短短的金黄色头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价石印画的小天使。
“您用得着那么惊讶吗？我的样子真得很可怕吗？”她说话的声音细微颤一抖。她十分小心地缓缓地向我一靠近，走路时手紧紧扶着墙壁，一奸一像脚下不是牢固的地板，是摇摆不定的绳子似的。她全身颤一抖着，仿佛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肢走路的样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凄凉。这间默淡房子里一切都是怪异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抖动，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一股底下飞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一床一上三个多月了。
“这病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个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囤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一摸一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一揉一得乱糟糟的，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心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又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得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心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有些透明，他在屋角坐着而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胆，总是提心有什么大祸突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安德烈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高度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荡学样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一精一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玛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清教秆房东同一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谱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一习一惯一性一的一吸一合。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约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的狂一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辨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仿佛即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中央委员的木式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在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己的向别人炫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一习一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一胡一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他粗一鲁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上结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一浪一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那张充满女一性一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一床一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一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一温一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一习一了。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洛血，嗓子里呼噜呼噜地说：“矛盾不统一，就没法活了。”
再后来，他死在上学去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职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大约有二十个人，他们之中也不乏神学院学院学生，有一个叫佐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还有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很独特，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缌一胡一，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一爱一坐在角落里，吸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看的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么稿的，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害怕。在人人争辩的大房间里，唯独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毫不掩饰大胆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他们争论的赵热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唇槍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一胡一子在想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这里除了安德烈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十年，刚刚同来没多外。了解他的欲一望更加浓烈了，但这还不能使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谈话。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一奴一役着，我渴望探知一切未知，正是这个坏一习一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么和他们的那样不同呢？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瓣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始发地，我怎么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西布、葛利高里。我说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一抽一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认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一爱一、自一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一爱一精一神是我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一爱一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一爱一，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安德烈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作弥撒似的，在这些人群中转来转去，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慧机智而欣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一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一软的一胡一须对我说：“您听。多么好呵？”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安德烈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一奴一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一毛一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一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翻个过的。”
安德烈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一娘一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很冷漠，一爱一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一胡一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总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一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而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一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一精一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我和他们之间仿佛竖一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安德烈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作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一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一妓一院，到一妓一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一妓一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蜚蜚了。等嫖宿回来，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一耻地炫耀自个儿的一床一上功夫，以及怎样的蹂一躏一妓一女。谈到一妓一女，他们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一妓一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一性一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一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一妓一女还是同伴都无情的讥讽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一妓一院，就不带我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起初一妓一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愤怒了：“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漂亮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一娘一”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一妈一妈一”，她用家狗一样一温一顺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我说姑一娘一们，别逗他了。他一准是有情一人了，是不是？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一人迷住了，错不了。”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沉稳、冷静，体贴人的一性一格让我佩服。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玩儿：先让姑一娘一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条繁荣的姑一娘一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然后对着姑一娘一的屁一股用力推一掌，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一个完了，再来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你瞎说。”我说。
“哟，我干吗撒谎呀。”她叫道，依然心境平和地说，但平和之中带着一种说服人的意思。
“这是你们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一娘一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又不是疯子？”她眼睛瞪起来了。
大家洗耳恭听着我们的争论，捷罗莎继续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述说着嫖一客们的古怪行为，她很想弄清楚人：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场的人们都厌恶地往地上吐唾沫，他们骂着粗话。我以为捷罗莎是有意诽谤我喜一爱一的大学生，就对他们说大学生是热一爱一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好的。
“你说的是伏斯克罗森卡亚街上那所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城外阿尔斯克波尔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是教会里的，都是孤儿。孤儿们长大了必定是小偷、流一氓、坏蛋。他们无情无义。”
“一妈一妈一”所讲述的故事和一妓一女们对大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说的怨恨话，我的同伴们不仅仅是厌恶的气忿，还充满了惊喜，他们发现：“这么说，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听他们这么说，我难过极了。望着他们，感觉这些人就像城市的粉尘，本应到垃圾堆里去的现在却到了这间昏暗的小房间里，在这里乌七八糟的折腾一通，又带着满肚子的怨恨分散到喀山的各个角落去了。由于情一欲和生活的郁闷他们从四面八方躲到这个肮脏的洞一穴一里，极为荒唐的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轶文趣事，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讥讽、嘲笑、敌视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我甚至认为这“烟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丑恶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