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崇凯
1932年晚秋，上海的《东方杂志》发出一则征文启事，大意是邀集读者来“做梦”，请大家投稿谈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搜罗的这些梦将刊登于1933年的新年特辑。文末附上希望读者回答的问题有二：
1.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2.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回答的梦有哪些，先卖个关子不说。
至于海峡另一边的台湾，1933年是日本殖民台湾第38年，当年有两支高中球队到日本甲子园出赛，都在第一战就落败淘汰；若把范围扩及欧洲，德国希特勒在当年上台，纳粹一党一 成为执政一党一 ，反犹情绪逐渐高涨；而其实整个世界当时都灰头土脸地笼罩在经济大萧条里……历史总是这样，充满着成功或失败，正与反在过程里反覆角力游戏，任谁要从中找出点什么故事碎屑，拼凑一些图像，都很方便。这些过往旧事彷彿一间巨大的公寓，房间与房间之间隔着一道墙，事件、人物在同一时间下，共时一性一地发生许多事，再衍生许多后续，不在这里和那里就在隔壁的房间。其中有很多人在笑，理所当然有很多人会哭，而彼此的理由都不会一样，这在哪一年都是如此。
于是我试着想，距离西元2011年足足有78年的1933年，从来不是一种理想吉祥数字的存在，民国那些事儿与西元这些代志总是犬牙互咬地隔着1911年。但人们总会为了整数的到来而心神激越，这些不过说明了人们对于“0”的执着和喜一爱一。当黎明抵达清晨，人们过日子的感觉其实每天都差不多，每一年也都没什么意义，许多事、许多人从那个长长的隧道走进走出，过起来就像个“0”。从远方圆圆的洞里望出去，就只能看到圆圆的线条和切割过的世界。
于是这不过再次认证了从那个洞看出来，看不见人们的记忆。记忆往往是靠苦难建立起来的，所以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要在《我的世纪》里的《1933》写下“任命的消息”传来，画廊主人在局势丕变的德国将面临可能炸开的狂一热，那些踏步、游行、驱逐和元首万岁。这只是个开端而已，就在1933年的第一个月底，跟我生日同一天。
我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接受我出生这天的48年前，竟然是万恶希特勒上台高举双手、群众高喊万岁的一日。以前得知这个“历史上的今天”，久久不能自已，甚至害怕那被灭绝的六百万犹太人是否我也该负上比如百万分之一的历史责任？我极不死心，努力寻找自己生日这天到底有什么名人出生——结果非常遗憾，我生日的前一天是伟大的旧俄小说家契诃夫，后一天则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一江一 健三郎，我就尴尬地被夹在中间这一天，与印度圣雄甘地被刺杀同一天。当然我又不死心查了甘地遇刺的年份，1948年，扣除我的出生年依然不是什么有“0”的那种漂亮整数。这些巧合让我总是羡慕着那些与什么名人同天生日的朋友们。例如我认识一个跟《麦田捕手》作者沙林杰同生日的朋友，而沙林杰刚好大上他60岁。这是我极一爱一的小说，扣除出生年又有完美的“0”穿越其中，好像冥冥中贯串起一条命运的丝线——唯一可惜的是，我这朋友从来没读过《麦田捕手》。
翻译日文版《麦田捕手》的村上春树则编过一本短篇小说集，收集了十数篇与生日相关的英美当代短篇小说。他在那书的前言提到某天清晨他一如往常地起床 ，给自己准备简单的早餐，一边开着广播，无意间却听见节目主持人说今天是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生日，我们在这里也一起祝福他生日快乐。正在准备早餐的村上听到自己的名字从收音机传出当下被吓了一跳，还不小心打翻热水壶，接着开始思考起究竟自己的生日对于听众来说有什么意义可言。他很快地推翻了自己的生日对他人有任何意义的可能一性一。他上网查询，意外发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生日跟自己同一天。长期阅读杰克·伦敦作品的村上对他倍感亲切起来，便在美国讲学的空档，特地旅游到杰克·伦敦生前购置的牧场，买下一批杰克·伦敦纪念红酒，留着往后每年生日那天开一瓶喝掉。我忍不住想像村上春树在自己生日那天，取出一瓶跟自己同生日的作家的纪念红酒喝掉，他会透过酒瓶的瓶口看见怎样的世界呢？这当然得去问村上本人才知道。但也许他根本不会把空酒瓶拿起来，透过瓶口穿过瓶底，作为他看世界的滤光镜。
我告诉自己这些都只是巧合而已。就像村上春树与杰克·伦敦同天生日的巧合。不管是希特勒上台或甘地身亡，我应该都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在那些历史的瞬间发生之时，没人知道往后会怎样，能知道往后会怎样的人都住在更久的以后。所以知道这些故事后续的我，不该倒果为因，把这些揽在身上，就像在我出生后恰巧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们、同一天发生的世界大事，完全不需要对我负责。因此我是真的可以彻底放下了——因为传奇乐一团一 披头四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是在苹果唱片大楼屋顶，就在196一9年我生日当天。
再回到我的1933年。人们的记忆虽然常以苦难为标志，却还可以选择一性一地记得另外一些事。就像1933年那些远赴日本参加甲子园的台湾高中生们，虽然首战过后即铩羽而归，他们还可以想起两年前在甲子园取得亚军的闪亮银盾牌，然后想像明年再次踏上甲子园球场的触感。他们不会有太多时间处在输球的哀伤，因为那一年流行起来的《望春风》将很快勾一引 起他们一爱一恋的年少心思；而在1933年许久以后才出现的《跳舞时代》纪录片将会告诉彼时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的爷爷一奶一奶一当年多么新潮前卫，踩着纯纯的悠扬歌声，摇摆身躯一如所有年份的年轻人要去追求新生活。
跨入海峡那边的上海，《东方杂志》的发梦征文里说：“但是我们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做如是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咒诅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所以当年杂志徵文总共收集到244个大大小小的梦，他们不断将目光投射一到遥远的以后，更多是想像中的未来。他们多半梦想中国强大兴盛，世界大同乌托邦，有人希求社会主义式的丰衣足食，也有人追寻整齐画一的制一服 世界，总之是希望人们和乐安居，所有争端都已平息，历史在此终结。如今回顾这些梦想，都实在太美好以至于很难全部成真，就连某大学教授的梦想至今看来仍崇高无比：“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事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一抽一水马桶上大便。”过了78年的现在，很多住在中国西部内陆的居民们，依然没有一抽一水马桶可坐。民国那些事儿和西元这些代志，还是犬牙一交一 错地隔着陆地与海洋。
就像我所知道的1933年和格拉斯看见的1933年不太一样，1933年坦白说与我无甚关系。我并非1933年前出生，无法发思古幽情、缅怀故人；这年距离今年或我的出生年也不是什么50或80之类吉祥数字；也很不周杰伦的刚好不是《上海1943》。所谓我的1933，不过是在看起来于我没什么意义的一年，扯点什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