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
编辑责成我写一篇自己经历过的事，而且要写得有意思。这使我感到万分艰难并绞尽脑汁。突然间，我发现路旁树丛里有一对少男少女，扯手搂脖窃窃私语地谈情说爱。我立即灵感大涌，一下子觉得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是谈情说爱。打飞眼呀，传秋波呀，递情信呀，花前月下，海枯石烂……那真是有意思得不能再有意思了！
问题是我没什么意思，我甚至充满了痛苦。因为我那时找对象十分困难，前后左右的女孩子大都下乡再教育，再加上我有一个“有问题”的父亲，使所有的女孩子见了我就吓得拔腿就跑。
开始我还没有严重的危机感。二十二三岁时，我挺乐观，觉得青春还远着呢；二十五六岁时，我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等到二十八九岁，我干脆就绝望了。在我们那个时代，30岁要是找不着对象，那就等于判了死刑。幸亏我那时发疯地爱好文学，整天挥笔描写幸福的生活啊，壮丽的时代啊，战鼓咚咚震天响啊，活得还挺有精神的。
漫漫长夜睡不着觉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涌上来愁苦，忘了幸福和壮丽。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什么也不懂，不知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以满腔的激情给她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
应该感谢的是当时的时代，整天声嘶力竭地唱8个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辉增彩。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见状大为振奋，再接再厉，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不过，讲得最多的是我自己的创作，我把自己惊险的碰海生活，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糅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看出淡淡的忧伤很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几个回合，那个女孩子就被我迷住了，如果我加夜班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她简直就不行了。事情进展到这个份儿上，爱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我洋洋得意，胜利在望。但就在我大功告成之际，国家提倡晚婚晚肩。也就是说等到那女孩子有权登记结婚的时候，我已32岁。这简直就叫你惊慌恐惧，一旦过了30岁，那女孩子变卦，我就全完了。当时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又那么势不可挡，你根本无法抗拒和预测。好心的朋友要我悬崖勒马，草草找一个什么女人算了。我不甘心，也舍不得，女孩子明亮的大眼睛也使我充满信心。于是，我又热烈地讲着动听的故事，还要不重样的，更生动地讲下去，那是何等地艰难。我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也许今天我能成为作家，是那时练成的水平吧。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胜利了。当那女孩子成为我的妻子后，突然感到我不怎么讲故事了。我说任务完成了还讲什么！她听后大笑继而大怒。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用什么样的方式谈情说爱，但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有我们那时那么多障碍，也不会像我那样挖空心思地讲故事，讲得口干舌燥。不过我倒想建议当今青年，有条件时不妨也讲讲故事。
10多年过去了，但至今妻子还美美地回味那时我讲的故事。有时晚饭后，她就说─讲一个故事吧！我说好吧，我就大讲特讲起来。因为我今非昔比了，所以讲得从容自如，但妻子说——没过去讲得有意思了！我大吃一惊，思索良久：也许最痛苦的也是最有意思的？不过，亲爱的读者，你觉得我讲的这些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