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深伶
她从部队复员分到某高校人事处工作时，还不太懂“人事”。
她第一次知道有“人事”部门。
领导找她谈话，说看过她的档案，认为她符合人事干部的条件：根红苗正，党员，为人正派，原则性纪律性强。于是她自我感觉良好，按时到办公大楼二层挂着“人事处”牌子的房间里上班了。
后来她才清楚，人竟有这么多复杂的事体要别人来管的。结婚要证明，孩子升学要家长鉴定，毕业分配联系单位，招工招干要指标，职称评定要考核，升涨工资要报表，病假事假要登记，退休要安置，甚至丧葬也归人事处理，于是她忙得不可开交。
人们介绍她时，总是说：“这是人事处的小党同志。”她在学院的各部门办事很顺利。对这些顺利她没有去细想，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第一次处理人的丧事，心里很悲哀，陪着家属淌了不少眼泪，同情那些遭到不幸的人们。领导对她说，人事工作要讲政策原则，不能感情用事，她便收回了眼泪和同情。
她经常和各级领导们讨论各种“人事”问题。到省级机关开会坐小车，到外地开会坐飞机。
她进步很快，已经负责处理某一方面的工作。她开始感到人们与她交往时的恭敬。她认为这是人们对她能力的肯定，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恭敬。在不知不觉中，她和下级部门的人谈话，越来越多地使用“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之类的语言。
与人碰面时，常常挂着矜持的微笑。人们对她也报以微笑，但她有时却读不懂某些微笑的真实含意。
有一次，她到A同志家谈点人事。看到A家有一盆开得很美的“仙客来”。她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花，非常惊喜地赞叹：“这是什么花呀！开得这么美！”第二天，她在家门口看到了这盆花。惊奇之余，她感到有点不安。自己不过是为花的美丽所动，别无他意呀！又觉得这不过是一盆花，就留下了。
又有一次，她到一位女同志家聊家常。看到食品橱里有一种新制调料，便问起调料的味道、价钱。女主人拿起调料塞在她手里，她说自己去买，却怎么也推脱不了手里那包调料，只好收下。心里感到有点不是味，自己不过随便问问，倒像是……又有一次，又有一次……这样的尴尬事竟多起来。她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被人所强的委屈，一种无法解释的难堪。以后到了别人家里，她再不敢轻易地表露自己的赞美和好奇。后来，看到那些非常美好的事物，赞美的话已到了嘴边，却又在不自觉中被咽了下去。她到别人家去得也少了。
渐渐地，她变得谨慎、严肃、不苟言笑，有时甚至有点“铁石心肠”。她感到人们对她恭敬中的疏远，她感到与人之间隔着一堵难以触摸的墙。
她先后谈了几个对象，都在莫名其妙中告吹。后来有人告诉她，她那副毫不动情的“人事”面孔和习惯了的政策语调，使男士们畏而止步。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心中的热情表现不出来。她有点无可奈何。
慢慢地，她发现了领导之间的微妙关系，发现了各领导与各下属之间的亲疏好恶。她不自觉地学会了察颜观色，小心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选择自己的落脚点，唯恐稍有不慎落入某种解不开的索扣中。她开始感到自己活得很辛苦。年龄不大，却开始出现丝丝白发。看到一些老教授年近古稀却有一头一丝不染的黑发时，她开始怜悯自己了。
她终于在一场不明不白的关系争斗中，被归属于败落的一派，从高空中跌落下来。开始时，她愤怒、气恼、委屈、沮丧，不仅仅为了所谓的仕途前程的挫折，更为了自己价值的失落，还为了四周射来的异样的目光。一次路遇A同志，她像往常那样，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却被对方那似乎毫不相识的冷漠撞了回来。那个破碎了的笑容挂在她脸上足足一分钟后又落到了她心里，成了几瓣酸涩苦辛的碎果。 别人也开始对她说这些“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的话了。她思来想去，终于悟出了“人事”的真谛。她以往的价值，并不在于她自身的能力德行，而在于那块“人事”的牌子，那间充满政策气味的办公室和她在那个房间里的那把椅子。一旦她离开了那块挂着牌子的房间里的椅子，她的价值在人们眼里也就降格得像是清仓处理的廉价物品了。明白了这些，想起老教授头上的黑发，她倒有了一种解脱感，感到一身的轻松。
她又开始到各位同事家串门了，并且由衷地放心地坦率地尽情地去赞美那些美好的事物。她开始放松地和人谈自己的感受，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穿上牛仔裤，戴上耳环，蓄起长发，淡淡地化了妆，自如地转着乎拉圈，潇潇洒洒地走在大街上，自然真诚的微笑常伴着她。虽然她已不太年轻，回头率却在增加。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
她用逝去的年华做代价，懂得了一些人事，懂得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她决心重新赢得人们的微笑，那定会是一种她完全读得懂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