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上一分钟
我不喜欢睡在奶奶家楼上那间四四方方的大屋子里。我们小时候在这儿过暑假，乔伊就睡在客厅另一边，可现在他却不在这儿了。大铜床的床垫坑坑洼洼的，就连月球表面都比它平整。到了晚上，这屋里就伸手不见五指。
芝加哥的夜晚才不会这么黑。而且房子里太安静，安静得都能听见墙壁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头顶的阁楼上还 会时不时传出砰的一声。我不相信奶奶家会闹鬼。哪个鬼有这么大胆子？可她自己懒得爬楼，就睡在楼下，于是我被独自扔在天涯海角了。
真不知道要是没有收音机，我该怎么过。房子里的任何声音都逃不出奶奶的耳朵，所以她很讨厌多余的声响，因此我只好夜里在床上蒙着被子听我那台飞科。
收音机的事，你总是说不准。天上没云的时候，我能收到芝加哥的电台，空气清爽的话，我还 能收到圣路易斯 的新闻频率。但我不常听新闻。坏消息太多。比如他们还 是没找到艾米莉亚·埃尔哈特的下落，比如失业人数已经超过千万。我知道其中一个就是我爸爸。(艾米莉亚·埃尔哈特AmeliaEarhart，历史上第一位女飞行员，1937年失踪。)
但其他节目我都喜欢。广播剧“斯 努克娃娃”、“费伯·麦基和莫莉”，音乐节目“A＆P吉普赛人”，还 有埃德加·贝尔根、查理·麦卡锡，以及那个细语轻声的杰克·史密斯 。
收音机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什么都不让你看见，什么都由你自己想象。那些男主播个个都像大明星泰隆·鲍华那么帅。而那些女主播，你希望她们有多美，她们就有多美。声音就是他们的一切，而最美妙的声音属于“南方百灵”凯特·史密斯 。那年秋天，全国上下都在唱她那首“当月亮升上山顶，每道光芒都带来美梦，梦见你，我的爱人”。
我就躺在收音机的橙色灯光中，倾听整个世界。而当我把它关上之后，就会很快进入梦乡。
十一月到了，我开始怕冷。风怒吼着跑过屋檐，从每一条缝隙钻进房子。即使把窗子全关死，也还 是觉得房间里呼呼作响。我都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我把那件旧丝绒浴袍找出来，穿在睡衣外面上床。我还 想把格子大衣也穿起来，可又觉得应该留着它应付冬天。最后，我去向奶奶诉苦，真是找错了人。
你从来没见过有谁会露出她那种惊诧的表情。“冷？”她说，“现在才不冷呢。气候变暖了。想当年我还 是小丫头的时候，我们连睡觉都得走来走去，免得半夜里冻死。”
霜降过后的一天早晨，奶奶站在楼梯口，用勺子乒乒乓乓地敲打锅子，那是她的起床号。
我身上里里外外襄了三层，走进厨房，她正往华夫模子里倒牛奶面糊，边上的咖啡煮得正香。她让我早上喝咖啡。奶奶做早饭的香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那天早上，我却气不打一处来。
“奶奶，天没亮叫我起来干吗？今天又不用上学。”
她转过脸来，做了个惊讶的表情，那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她就认为快到中午了。“当然不用上学，今天是休战纪念日。”(每年11月11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现为美国退伍军人节。)
那时候，世界大战已经过去19年，但大家都很重视休战纪念日。在芝加哥，到了11点整，所有活动都会停止，街上的电车也会停下来。大家为大战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还 要打火鸡。”奶奶说。
我知道这儿的人要在休战纪念日打火鸡。摩尔商店和威登巴赫银行门前都贴出了海报。
突然，我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打火鸡?要是奶奶参加会怎么样？我记得爷爷有一把点12口径双筒来复枪，就藏在木箱子后面。
奶奶看透了我的心思。她把培根翻了个个儿，一挥叉子，说：“要是我拿那把点12口径猎枪去打那只老火鸡，非把它炸上天不可。除了肉垂和子弹，什么都不会剩下。”
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血淋淋的场面，一只火鸡被炸得四分五裂，片片羽毛在半空飘荡。不过奶奶接着说：“不会发生这种事。他们都用气枪打纸板模型，还 买彩券。他们不打真火鸡。离感恩节还 远着呢，你现在就搞只火鸡来，搁哪儿？”
就搁在楼上我房间里，正好上冻。不过这话我没说出口。
“况且，我不喜欢和人较劲。”奶奶抿紧嘴唇，那神气很优雅，除了嘴里叼着根牙签，“那是男人和男孩子的事儿。你知道他们就喜欢找借口吵吵嚷嚷的，好卖弄自己。”
打火鸡肯定是在户外，我觉得鼻子开始融化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去呢？”我无奈地问道。
“为了杂烩汤。”奶奶解释说。
这下我就不再问了。
休战日打火鸡在阿贝纳西农场进行。我和奶奶骑两条腿的马去，也就是步行去。明年的小麦已经播种，金秋的色彩渐渐褪去，到了一年中最惨淡的季节。我们顶着大风，一路往南疾行，终于看见远处有几匹马拴在篱笆桩子上，还 有几辆汽车停在路边。
奶奶穿着爷爷的旧外套，我穿着他的猎装夹克，裙子底下还 套着粗布裤子。我在这儿住得越久，就越像米德瑞德·波迪克。就算眉毛上压一顶羊毛帽子都没有用。
阿贝纳西农场看上去很荒凉 ，但其实人们常在这一带活动。他们已经在田野里竖起几个橙色纸靶子，多多少少有点像火鸡的样子。枪架子也装好了。打火鸡是一个慈善活动，所以有几个戴小帽子的男人在卖彩券。他们都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都是参加过世界大战的老兵。
农场里的谷仓东倒西歪的。房子也好像有好几十年没上过漆了。太太们都在门廊上。
“这儿有人住么？”我问奶奶。
“阿贝纳西一家住这儿。”奶奶说着，推开大门，大步走了进去，“你看阿贝纳西太太就站在门口。”
太太们围坐在门廊上的一张桌子边，旁边放着一台锈迹斑斑的奶油分离器。阿贝纳西太太站在那儿，抱着胳膊往下张望。她系着围裙，外面罩着毛衣，神情有些凄凉 似的。
院子中央立着一个三角架，架子底下烧着火，上面放着一口大锅。那就是杂烩汤——有什么吃的，扔进去炖就是了。白肉，红肉，说不定还 有松鼠肉。不太新鲜的蔬菜也可以多放一点。加点土豆块，显得实在，加点西红柿，显得鲜艳，再加点洋葱，那就更香了。奶奶会说，凡是有户外活动的地方，就有杂烩汤，无论是拍卖大会，还 是绞刑现场。
一位包头巾、戴军帽的小个子太太正举着一把大木勺，在汤锅里搅拌。奶奶跑过去，夺下她手里的木勺，说：“威尔玛，我来替你。你去多找点柴火。”小个子太太立刻撤了。门廊上的人都往这边张望。
我想躲开奶奶，便在院子里溜达，往谷仓的方向走去，耳边不时响起气枪的砰砰声。
男人和男孩们一字排开，朝远处的火鸡靶子开火。这些人里似乎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他们都戴着一色的遮耳帽，一丝不苟地瞄准、射击，但不知道是因为他们都枪法欠佳，还 是因为靶子比看上去的难打，总之，挨枪子儿的好像不是谷仓就是棚屋。
那几个退伍军人协会的老兵负责递枪装子弹。可能是我走得太近了，有一个老兵竟然把枪递给了我。我顺手接过来，可一触到那冰冷的金属，就倏地僵住了。难道我这身打扮和男孩子一样？他怎么会没看见我粗布裤子外面还 罩着裙子？对女中豪杰安妮·奥克利来说，也许是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可我却窘得要命。我恨不得立刻把枪甩出去，急忙转给站在我身边的一个戴着大帽子的射手。
此人竟是奥吉·弗鲁克。
自从他中了奶奶的“糨糊计”，就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不过他向来鬼鬼祟祟的。他一看见我就把眼睛眨了眨，眯成一条缝。我能猜出他在打什么主意。他想露一手，让我见识见识他的绝妙枪法。他知道我奶奶是个神枪手，可她终归是个女人。我能从他那双眯斜的眼睛里看出这么多东西来吗？如果想猜透别人的心思，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尝试吧。
他扛起一侧小溜肩，抵住枪托，眼睛挨近枪管，全神贯注地瞄准，连舌头都吐了出来。
突然，谷仓下面窜出一只受惊的白尾兔，从靶子前面飞奔过去。它显然打乱了奥吉的判断。他情不自禁地转移目标，瞄准了兔子。可他移枪的角度未免太大。路边停着一辆黑色别克车，正当兔子钻进车底的一瞬间，奥吉扣动了扳机。每个人都眼睁睁地瞧着那辆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见扑哧一声，别克车的后胎瘪了下去。
一个老兵嚷起来，猛地摘下帽子往地上一摔。他一定是那些老兵的头儿，因为帽子上别着徽章。“混蛋！这可是新轮胎！谁干的？”
奥吉傻了，起先还 想把枪塞到我手里，却突然扔下枪，飞一般冲进人群。大家纷纷给他让路，一边怪叫一边鼓掌，还 故意左躲右闪。他翻过篱笆墙，跳上大路，往镇子的方向狂奔而去。看来，打火鸡比我想象的精彩，精彩多了。不过我还 是回到院子里，接着看下去。
男人们继续打了一阵。忽然那个带头的老兵高举双手，喊道：“大家先别打了！快11点了！”
人们安静下来。有几个人还 掏出表看看时间。11月11日11时，这正是1918年签订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时刻。每个人都转向东方，那是法国的方向。
我看见奶奶的背影。她左手伸直，握着那把木勺，右手一定放在了胸前。帽子紧紧扣在头上，压得很低，但还 是有几撮头发冒出来。我从没见过她的背挺得这么直。
门廊上的太太们都面朝墙站着，因为那是东方。阿贝纳西太太面朝着门。这一分钟鸦雀无声，只有风在呼呼地吹，只有阿贝纳西家外墙上的藤蔓叶子在瑟瑟地响。
就在这时，我似乎看见屋顶天窗上露出一个人的脸。可我不敢肯定。
然后，带头的老兵又高喊道：“先生们，瞄准射击吧！”于是爆爆米花般的枪声又乒乒乓乓响了起来。
午饭时间到了。头戴军帽的太太们成群结队地从大锅子里倒出杂烩汤，一桶一桶地提到门廊上。奶奶已经在桌子一头站定，和往常一样，她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她把外套一脱，露出里面的围裙。这条围裙我从来没见过，也是她自己做的，但看上去就像瑞格利场里卖热狗的穿的那种，前面缝着两个装钱的大口袋。
门廊前排起一条长龙。人们在寒风中跺着脚。退伍军人协会辅助团的太太们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递到人们手里。排队的人一点点向前，最后来到奶奶面前。杂烩汤一毛钱一碗。
最前面的顾客是个魁梧的老农。他把一枚硬币交到奶奶手里。“两毛五的找不开。”说着，她把那枚硬币扔进大口袋，眼睛落到了老农的身后。
“我拿五毛钱买两碗，”第二个顾客说，“你找我三毛。”
“找不开，”奶奶答道，又将这五毛硬币笑纳了。我就挨着奶奶，站在门廊下面，瞪大眼睛看她怎么唱下去。第三个顾客，就连我也认识，正是开银行的L．J．威登巴赫。他身材高大，油嘴滑舌，总是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就跟奶奶一样。
他没有戴军帽。显然他这一大把年纪，是没机会参加世界大战的。他就那么猫在家里，钱就滚滚地来了。这时候，他拿出一枚又轻又薄的一毛钱硬币。
奶奶看着那枚硬币，就好像从来没见过似的，惊讶地睁圆了眼睛。“L．J．威登巴赫，这可不行。”她大声说。威登巴赫把手缩了回去。这会儿，门廊上可是站满了他银行的客户。
“你要我怎么样，道戴尔太太？”他低声说。
“你就是拿一张五块钱的钞票出来，我也不会奇怪。”奶奶的声音比先前更响亮了，“只要你把钱袋的绳子松一松。在前线玩儿命的小伙子们可从来没有计算过自己的损失。”
威登巴赫身后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辅助团的太太们都聚拢过来。她们的丈夫都上过前线。
一想到花五块钱买一碗温吞吞的杂烩汤，威登巴赫的眼睛都潮了。人们在他身后推推搡搡，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着呢。他慢慢伸出两根手指头，哆哆嗦嗦地塞进口袋，掏出一枚银光闪闪的一美元，高高举起。奶奶把围裙口袋撑得大大的，看着银行家把钱投进去。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奶奶高声喊道：“下一个。”
就这样，几乎每个人从她面前走过，都不止被拿去一毛钱，但她知道哪些人拿不出更多，因此有时候她又能找出零钱来。还 有一次，我看见她把别人递过来的一毛钱塞了回去。
不少人听说是奶奶在收钱，就悄悄溜出了队伍。可如果不要杂烩汤，就得饿肚子。当奶奶把最后一个顾客打发走之后，她的围裙已经鼓胀得像只袋鼠了。
虽然她按捺住满心得意，可嘴里那根牙签却兴高采烈地跳动起来，仿佛小乐队的指挥棒。她给自己盛了一碗杂烩汤。这时她一眼看见我，便也递过一碗来。味道不错，尤其在你干活干得胃口大开的时候。
桌子那一头，辅助团的几位太太们聚在一块儿开起小会来。然后她们的头儿朝奶奶走来。她的帽子上写着名字：W．T．希兹太太，几枚徽章神气地叮叮作响。
奶奶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近。“道戴尔太太，”希兹太太发话了，“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都做不到像您这样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看到您今天的表现，我敢说，所有那些想方设法克扣零钱、敲诈勒索的人，都没有您这样诡计多端，没有您这套两面三刀、左右开弓的手段。我只是想说，上帝保佑您，您干得太漂亮了。”
奶奶微微一挥手，示意希兹太太离开。可希兹太太却站着没动，继续说：“道戴尔太太，您的做法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很明显，对不对？但是我们很荣幸地邀请您成为我们辅助团的一员，如果您的丈夫也是老兵。您已故的丈夫打过仗么？”
“就和我打过，”奶奶答道，“而且回回都输。”
我站在院子中央，紧紧攥着汤碗。帽子在我额头上勒出了一道印子，双脚冻成了冰。爷爷的猎装夹克散发出一种死鸭子的气味。我从没见过奶奶手里有这么多钱，她会拿这笔钱怎么办，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看着。
辅助团的太太们收起餐桌，把脏碗统统搬进屋子。奶奶跟在她们后面，我跟在奶奶后面。
看见阿贝纳西太太的厨房，就会认为奶奶的厨房比得上凡尔赛的镜宫。地板是倾斜的，水槽上安着手泵，桌子上方悬着一盏煤油灯。
奶奶揣着叮叮当当的零钱，看着辅助团的太太们打水洗碗，把剩下的杂烩汤倒进罐子，留给阿贝纳西太太。她们忙忙碌碌，把所有的碗都擦干、装箱，准备以后再用，又把厨房上上下下擦洗一遍，看上去干净多了。
阿贝纳西太太一直在角落里站着，就好像这厨房根本不是她的。她那么瘦，半透明的一般，眼神那么茫然，似乎疲倦得快要倒下了。
最后，那些太太都走了，昏暗的厨房里只剩下奶奶、我，还 有幽魂般的阿贝纳西太太。我预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究竟是什么，我说不上来。
在明灭的灯光下，奶奶把所有零钱哗啦啦倒在桌子上。硬币滚来滚去，闪闪发光。奶奶找出L．J．威登巴赫给的那枚银灿灿的一美元，骄傲地举起来。
阿贝纳西太太站在奶奶身边。灯光仿佛填满了她消瘦的两颊。看到这么多钱，她不禁双手捧住脸，用沙哑的声音说：“天啊，这么多年来就从没超出过十二美元。”
奶奶点点头。“辅助团的那些丫头是好心，但她们放不开。杂烩汤才卖一毛钱。”奶奶耸耸肩，接着又悄悄问，“这些够你们过一年了么？”
“我看是好大一笔钱了，”阿贝纳西太太喃喃地说，“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挺过去。”
奶奶又忙乎开了。“我们得把这些钱装到咖啡罐子里藏起来。”
阿贝纳西太太急忙去找罐子。她们将硬币拢到一起，冰凉 的金属滑过指缝，叮叮咚咚地落进罐子里。“要不要数数有多少？”奶奶问。
“不用，不用，”阿贝纳西太太慌张地说，“知道数目我会担惊受怕的。”
现在我想我都明白了。那些老兵组织打火鸡活动，是为了给退伍军人协会筹款。他们的太太卖杂烩汤，是为了帮助阿贝纳西太太。
该回家了。我们不走，她也不好意思藏咖啡罐子。可奶奶又问：“他还 好么？”
阿贝纳西太太侧过脸去，目光落在阴影里。“没什么好转。你们要不要上楼去看看他？他不会知道的。平常没人来看我们，打火鸡结束后，就不会有人来了。”
这时候，阿贝纳西太太才看见我。“你想让这孩子也一起——”
“她受得了。”奶奶说。
我知道，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得上。
我跟在她们身后，恍恍惚惚地踏上楼梯。二楼的天花板非常低，奶奶都直不起腰来。阿贝纳西太太推开一扇门，一股药味扑鼻而来，里面肯定住着个病人。
这房间正好在屋顶斜坡下面。窗前放着一张轮椅，老式的那种，三个轮子加一个藤编靠背，轮椅里坐着一个人，正是阿贝纳西太太的儿子。
他被他妈妈用绒布条固定在轮椅上，耷拉着脑袋，咧着嘴巴，脸色生青，比他妈妈还 要瘦，胳膊无力地垂在轮椅两边。阿贝纳西太太轻轻碰碰他的肩膀，他就朝她转过脸去。这时候你能看见他的眼睛瞎了。然后，他又把头转了回去。
没有人说话。还 有什么可说的？奶奶和阿贝纳西太太默默地站了一分钟——就像早上那一分钟。接着我们便告辞了。
我们从那张放着咖啡罐子的餐桌前匆匆走过，因为奶奶不想听感谢的话。走到外面，我很惊讶地发现，天色居然还 很明亮，世界还 是原来的样子。
打火鸡活动已经结束，人群散了。那辆黑色别克车还 停在场院那头，希兹太太坐在车里，车子后部被千斤顶举起，希兹先生正蹲在篱笆墙边换轮胎。可看起来备用胎不行，他正窝着火呢。
我和奶奶转出大门，沿着大路往镇上走。奶奶故意顶着风。风向变了，我们又顺着风走。风里已经能闻出冬天的气息。她步履沉重，仿佛在倾听这寂静的世界。终于我忍不住问道：“奶奶，请你告诉我。”
“她儿子在战壕里吸进了毒气，”奶奶说，“中了流弹。”
我们继续往前走，镇子远远地升起在地平线上。
“他有政府抚恤，可根本不够。”
“可是奶奶，为什么不送他去退伍军人医院呢？”
“她不肯放他去，”奶奶说，“她已经失去过他一次了。”
我们沿着大路和排水沟中间的小径，一前一后走着。在风的叹息声中，我听见奶奶又说道：“战壕里全是士兵，都奄奄一息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她的意思，也终于领悟了休战日的含义。阿贝纳西太太的儿子，他的命运完全可能就是我爸爸的命运。
返回的路似乎比去的路更漫长。一边走，一边数篱笆桩子，脚下的路仿佛又长出许多。最后，我们终于回到镇上，走过一棵棵光秃秃的树。奶奶已经把这一天抛到脑后，你可以从她矫健的步子里看出来。我们转过商业区，走过威登巴赫银行的大门。
在摩尔商店门前，奶奶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在打火鸡活动的海报下面，陈列着甜心香皂的样品。她迈不动步儿似的看着，尽管她从来都是自己做肥皂的。样品旁边贴着一张人工绘出彩色的大照片，是“南方百灵”凯特·史密斯 。她探着身子，笑容可掬，手里托着一块香皂。下面写着她的广告语：
我的每一天
都从心底的歌开始，
从甜心香皂开始。
奶奶凑上去，仔细看了半天，然后说：“瞧瞧，这就是凯特·史密斯 啊。你觉得这相片拍得好么？我可从来没想到她块头这么大。”
凯特·史密斯 的块头的确不小——和奶奶不相上下。
奶奶心满意足地欣赏了一番橱窗里的照片，然后继续往回走，神气得就好像脚底下蹬着一双皮靴。
我仿佛听见她嘴里哼着什么。可她没有多少音乐细胞，我快走出两条街区了，才分辨出她哼的曲调，原来正是“当月亮升上山顶，每道光芒都带来美梦，梦见你，我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