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字揆孙，号蕙风，又号玉梅词人，广西人，世家子弟，生于公元1859年，卒于公元1926年。光绪五年（1879）举人，光绪十四年后，历任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盛年后曾入晚清大僚张之洞、端方幕。清亡，以遗民自居沪上。
在清末四大词人中，对词涉猎最早、在词论上成就最大，首推玉梅词人况周颐。他继承和发扬了常州词派讲寄托、倡含蓄的词学传统，推出“词心”说和“拙、重、大”的词学主张，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所著的《蕙风词话》一书。本文试就况周颐的词学理论作些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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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馀之“馀”，作“盈馀”之“馀”解。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故曰“诗馀”。世俗之说，若以词为填诗之剩义，则误解此“馀”字矣！（《蕙风词话》卷一）
解读：词曰“诗馀”，传统解释皆为诗之“馀剩”也，即诗之附庸，不为独立之文体，不登大雅之厅堂，只配歌筵酒宴传唱，“递叶叶之花笺，文抽锦丽；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是也，传统士大夫不屑为之，词之地位低下，由此见出。时至晚清，列强环伺，国运飘摇，于是仁人志士，如常州派之词人，倡导词之比兴寄托，作词亦如作诗，当寄慨家国情怀，以此抬高词之地位，诗有史，词亦当有史，此即常州派的“词史”论。蕙风的“诗馀”新解，即基于此。
2
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此。
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蕙风词话卷一》）
解读：重者，浮薄之反拨也；拙者，尖新之反拨也；大者，纤巧之反拨也。“重”和“大”指内容。厚实庄重，沉挚之思，至真之情，此之谓“重”；忠爱缠绵，博大开阔，寄托身世家国之慨，此之谓“大”。“拙”指风格，蕙风论词，倡导清新、自然、本色、质朴，反对尖巧空浮。所谓“气格”，是指词作内在的气质品格，这种气质品格，是作品内在的，不是徒作语言的模拟浮夸，此至关重要也。
3
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一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蕙风词话卷一》）
解读：此所谓工夫在诗外也。读书是积累，是借鉴，是陶冶，是养吾浩然之气，当视作日课。避俗，此俗乃指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套话，或貌作典雅的无病呻吟。至于那些口语化、生活气息浓烈的作品，不当视作俗。不过这类作品亦当把握度，过则为曲矣！
4
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择而处者也。（《蕙风词话》卷一）
解读：天资，先天生就也；学力，后天造就也。天资不足，学力可补。无天资，纵有学力，无所施其技。若天资学力皆乏，则无药石可救矣。天资学力皆备，而身无阅历，胸无境界，断难佳作，强为之即是矫揉造作也。词心取决于词境，有境界即有词心，无境界即无词心。关于词心，待后再述。
5
词笔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为曲折。以曲折药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贤朴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学养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错认真率为直率，则尤大不可耳。（《蕙风词话》卷一）
解读：所谓直率，直白浅陋也，词乃言情之物，直率不可。曲折，含蓄不露也，言情之必须也，然曲折亦当有度，刻意为之，则扑逆迷离，不知所云。真率，性情之流露也，与直率判若云泥。一般以为，曲折乃直率之药石，蕙风以为“以曲折药直率，已落下乘”。然何以药直率？“性情学养”也，即上文所说天资学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