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能大小，其准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济。
材能的大小，其水准本自不同。衡量其才力不同而授予其职责，各自所承担的事情才能合适。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於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於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
有人说：人的材质有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犹如可以容得下大牛的鼎不能用来烹煮小鸡，在下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对能力的大小的谈论，已由人的本质决定了其称谓，怎么会有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道理呢？凡是提出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论点的人，是出于人的性格有宽宏和急躁之分；性格有宽宏和急躁之分，因此适合可做的事有大、小之别。性情宽弘的人，适宜治理郡国，能够使下属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好本职工作），自己进行统筹后成就事业；性情急躁的人，适宜治理方圆百里的小县，各种琐碎小事都由自己处理。然而郡国与县乡相比较，只是不同内涵上的大小；从实际治理时区分宽宏和急躁的性格的角度来论证，则应当表明能力大小不同而所适宜的职位也不同，不能说能治理大地方的人不能治理小地方。至于说小鸡与大牛，只是不同内涵上的大小，因此所用的鼎也就有大小之别；如果能用来烹煮牛犊，则怎么会不能用来烹煮小鸡呢？因此能治理大的郡国，则也能治理小的郡县。由此而推论，人才的使用各自有其适合的位置，并非仅仅是靠区分概念上的大小。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之能，有消息辨护之能，以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纠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每个人的材质不一样，能力也彼此有不同：有具有以身作则、领导百官的能力，有确立法度而使人服从的能力，有善于周旋并说服别人的能力，有用道德教化而为人师表的能力，有处事合情合理而使人检讨自己并自觉改正缺点的能力，有具有督察是非的能力，有善于权变、构思巧妙的能力，有威武勇猛的能力。
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立法之能，法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佐；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能力出自天生的材质，材质不能用标准衡量的，材质与能力既然有不同，适合从政的职务也不同。所以，有以身作则、总揽朝政的能力，属于清节之材，因此若在朝廷，则可担任“冢宰（宰相）”的职务；治理国家，可以负责矫枉过正的政务。有确立法度而使人服从的能力，属于法家之材，因此若在朝廷，则可担任审案定刑的“司寇”的职务；治理国家，则负责秉公执法的政务。有出谋划策的能力，属于术家之材，因此若在朝廷，则可担任献计献策的“三孤”的职务；治理国家，则能应对各种变化的政务。善于周旋并说服别人的能力，属于智意之材， 因此若在朝廷，则可担任总揽政务的“冢宰”的助手；治理国家，可以负责协调处理各种关系的政务。善于处理复杂事务合情合理的能力，属于谴让之材，因此若在朝廷，可担任审案定刑的“司寇”的助手；治理国家，可以负责督察问责方面的政务。具有权变、构思巧妙的能力，属于伎俩之材，因此若在朝廷，则可担任器物制作的“司空”的职务；治理国家，可以负责营造和工艺等方面的政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属于臧否之材，因此若在朝廷，则可担任辨别是非的“师氏”的助手，治理国家，可负责抑恶扬善的政务。有威严勇猛的能力，属于豪杰之材，因此若在朝廷，可担任行军作战的“将帅”；治理国家，可以负责打击暴力行为的政务。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於办一官，而短於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
凡具备某方面特长的“偏材之人”，如同五味之中只有一种美味；因此只胜任某一方面官职，但要治理一个国家则能力不足。何以如此？负责某一方面官职的政务，如同用一味去配合五味；一国的政务，如同用无味调和出五味。另外国家有不同的风俗，民情有剧烈和简易；而人的才能彼此各有长短，因此管治上会有成功与失败。
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辨护之政，宜於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於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於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於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所以推行王道教化的方式执政，适宜于统辖重大之事，以此治理细小之事则迂阔难行。采用区别与保护的方式执政，适宜于治理烦乱的局面，以此治理安定的地方则无政绩。利用策略与权术执政，适宜于危难时期的治理，以此治理太平盛世则不见奇效。采用矫枉抗厉的方式执政，适宜于治理奢侈的民风，以此治理疲惫的百姓则反受其害。利用和谐及和缓的方法执政，适宜于治理新生事物，以此治理已稳定的事情则不见实效。采用公正严苛的方式执政，适宜于治理纠正奸邪，以此治理边疆则失去民众。推行威武勇猛的方式执政，适宜于讨伐暴乱，以此治理善良的百姓则变为暴政。利用权变、构思巧妙的方法执政，适宜于治理富有之邦，以此治理贫穷之国则劳苦困民。因此衡量能力的不同而授予相应的官职，不可不审慎。
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所论述的八种人才的能力，都属于“偏材之人”。这些人有的能说而不能做，有的能做而不能表达。至于“国体之人”，既能说又能做，所以是人才中的佼佼者。
人君之能异於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
君主的才能与人臣的才能不同，所以为臣者以恪尽职守的才能为能力，君主以善于用人为能力；为臣者以能言善辨为能力，为君者以听取不同的意见（兼听）为能力；为臣者以实际建功立业为能力，为君者以能赏罚公正为能力。君主的能力与众臣不同，所以能驾驭各种人才。
【总结】用人的最佳指导原则是“量材而用，量材而授”。不同的人各有专长，用人者要知人善任，要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才能。要能把清节、法家、术家、智意、谴让、伎俩、臧否、豪杰等各类人才都摆在恰当的位置上。只要授任得当，这些人才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发挥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