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张历史照片，是时任《上海晨报》摄影记者的毛松友拍摄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两次赴京采访毛松友先生，专门问起过《鲁迅、蔡元培、萧伯纳》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毛松友对我说，1933年2月17日午后，蔡元培先生派汽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到孙(中山)宅拍照。那天早晨，萧伯纳到达上海，近百名记者都在捕捉萧伯纳的身影，被宋庆龄安排在青年会等候，因为下午二时萧伯纳要到那里讲演，并会见记者。毛松友之所以有单独进入孙宅的特殊待遇，是由于他的恩师蔡元培先生为他提供了方便。
次日，《上海晨报》就刊出了《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枚照片。
鲁迅、蔡元培、萧伯纳“三人合影”1983年10月号《摄影世界》刊载毛松友先生翻译的加拿大摄影家尤索夫·卡施《为乔治·萧伯纳摄影》一文。在“译者的话”中，他回忆起半个世纪前自己为萧翁照相的经历，写道：“1933年2月，萧伯纳到了上海。当时我是《上海晨报》的记者，前往采访。给他和鲁迅、蔡元培等照了合影后，提出想为他单独照张相。他同意了，并未限制我时间，随即给他照了一张半身像。我用的是反光新闻镜箱，相机虽然老式笨重，但从请求、同意到拍完，不过十分钟。当年萧翁已76岁了，身躯修长，站在一起高我一头。他微俯着，眯起眼，对我莞尔而笑说：‘你是一位高速摄影家。’我笑着说：‘先要感谢您允许我的请求。至于我们的工作，是以秒计算的，特点就是快。’他听了也笑起来。握别后，我常常想起他那一把大胡子，丰润的脸庞，慈祥的微笑，温雅而风趣的话语，带着老年人的爱抚……而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萧翁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给我留下崇高、美好的印象。”
有一种说法，那天在宋庆龄家里，史沫特莱女士拍“萧、鲁、蔡”的合影、杨杏佛先生拍那张七人合影。我想亦是事实，很正常，因为史沫特莱也是记者、杨杏佛先生喜欢摄影。况且，旧时摄影比较随意，不像现在那样，所有在场的大人物都要进去，还要“排座次”的。然而，从办报和编辑图片新闻的角度来说，次日要见报的新闻照片，一般都是由本报记者提供的，因为快捷，方便。记者拍好照片，报社有暗房，马上可以洗印出来制锌版。那时没有数码相机，可以网上传递。因而，非本报记者拍的照片，等到照相馆洗印出来，再送到报社，要好几天呢，新闻就变成了“旧闻”。我从事新闻工作大半辈子，了解报纸采用新闻图片的规矩与程序。
2003年11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毛松友摄影艺术作品集》中，收有黑白照片134大枚，跨度长达61年，其中两枚就是《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前者之说明文字：“世界著名作家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环球旅行到上海，在孙(中山)宅午宴后，与蔡元培(右)、鲁迅(左)合影，当天乘原轮离开上海。”后者之说明文字：“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等七人合影。”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七人合影”配发在一些纪念鲁迅或宋庆龄的文章中时，图片上只出现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五人，林语堂和伊罗生被挖掉了，因为林语堂是“反动文人”，伊罗生亦被定性为“托派分子”。而且，不管“三人合影”或者“五人合影”，刊登时都未署作者姓名。
争议：七人还是五人？林语堂等人为何被涂掉？
毛松友先生(1911～2000)，浙江江山人，是我国著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他1932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毕业后，即由蔡元培先生推荐入《上海晨报》当摄影记者。抗日战争期间，他放弃了在《上海晨报》待遇优厚的工作，参加“世界红万字会”小分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疏散难民、收容和教养战区难童，同时也拍摄了大量反映上述史料的新闻照片，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和所遭受的巨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新华社、太原图片社和轻工部任职期间，更是相机不离身。六十多年来，他拍摄了十万多幅反映社会、历史、战争、生活、风光等题材的照片，有很多已成为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献。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摄影记者们》、《被日寇轰炸的中国公学遗址》、《上海北站》、《毛泽东在北京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周总理在十三陵工地上》、《彭真市长接见市民》等。
毛松友的摄影理论著作《新闻摄影概论》刊发于1934年4月出版的《黑白摄影》。1952年出版的《新闻摄影》，再版六次，是新中国建立时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摄影家的启蒙教材。他的摄影作品《三峡帆影》被印成邮票和明信片，《韶山》入选大型画册《中国》。
“七人合影”变为“五人合影”，林语堂和伊罗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