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南云楼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日记:“此人已成神经病”。那么,二人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于两人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呢?
根据鲁迅日记中的回忆,当天的大致情形已经明了。“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这即是所谓的“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次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究竟有怎样的误解?
林语堂直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的一个星期之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在里边。事实上,二人关系一直不错,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同志。
南云楼风波,之所以会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此之后,鲁迅对林语堂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上属于商讨+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有《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鲁迅也曾经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个人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鲁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林语堂在《做人与作文》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让“鲁迅”这一符号去神圣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评说。他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肖伊绯职业作家,独立学者,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等十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