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严嵩是一个典型的白脸奸臣，《明史》将他列于《奸臣传》，为后世文人所不齿。在严嵩当政期间，明王朝内忧外患，形势急转直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其贪污受贿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不过也有人认为，严嵩最多只能称为权臣，其败落是当时明王朝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严嵩(1480—1566年)，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号介溪，嘉靖时期专擅朝政达二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明世宗信奉道教，一心炼丹，荒于政事。严嵩投其所好，侍奉虔诚，善于写应制文词，颇受宠信，因此被任命为内阁首辅。他在位期间，善于弄权，卖官鬻爵，网罗党羽，贿赂公行，当时朝中大臣大多都投靠到了他的门下。当时，鞑靼俺答汗屡次南侵，北边军情非常紧急。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率军直驱到了北京城下，可是严嵩党羽大将军仇鸾却不敢出战，严嵩谎称鞑靼“掠饱则自去”，坐视不问，导致鞑靼坐大。
可以说，在二十余年当政的时间里，严嵩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直到嘉靖末年，御史邹应龙、林润抓住机会相继弹劾其子严世蕃，结果严世蕃被杀，严嵩也遭到革职，从此失势。
据说，严嵩被革职后，朝廷查抄其家产，结果发现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良田美宅数十所，可见其贪污之甚，这大概是为什么他会被后人所唾骂的重要原因。1566年，八十七岁的严嵩在家乡分宜悄然离开人世。
不过，近年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严嵩的评价应该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来看，事实上，在他任职的前期，还是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的。如嘉靖初年，他出任国子监祭酒一职，在任期间便曾经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意见，其中包括增加国子监诸生的生活补贴，建议停止捐银买卖监生、头衔等等。而在充任经筵讲官的时候，他也能以儒学所倡导的观点来劝导嘉靖皇帝。
对于在此以后严嵩的专权，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指出，事实上，在朱元璋于明朝初年废除宰相职位以后，明朝的内阁首辅权力并不大。根据《明史·严嵩传》的记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当时的嘉靖皇帝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也说;“(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因此，严嵩“窃弄威柄”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有一次严嵩的亲家都察院左都御史欧阳必进想做吏部尚书，虽然经过严嵩哀求再三，但世宗也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便将他罢职了。可见，严嵩即使想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不容易，更不用说把持朝政、结党营私了。
另外，由于当时的嘉靖皇帝崇奉道教，因此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担任阁臣的必要条件，所以“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而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相反，在一些事情上，他还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有一次世宗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打算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上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所以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在这件事上，当时很多人都赞成严嵩的意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的原因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可见，因为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够赢得皇帝的信任。
在严嵩的家乡，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人们至今还认为对严嵩至多只能称为“权相”，而基本上不说是“好臣”。在谈到他的“过错”时，也多认为主要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得罪了他人，才招致祸端。另外，据说严嵩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不奢侈腐化，还非常“俭朴”哩。同时，他还好做善事，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他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钱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此外还曾经出资修葺了分宜县学等等。
虽然在政治上对严嵩的争议很多，但其文学才能却是人所公认的。据说他幼时十分聪慧，从小就文辞出众，八岁时书史成诵，出句成章。根据《严氏族谱》的记载，严嵩读私塾时，经常和他的老师及叔父对联语，其中有“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等等，由于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所以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考取了进士。很多人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指出，对于严嵩不能因人而废文。明朝古文运动领袖李梦阳便评论他的诗词“达达者其词，和淡者其词”，称他为“淡石潭翁”。他的《钤山堂集》存目于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钤山堂集》时，认为“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明朝文豪王世贞生父被严嵩所害，可以说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也本着“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精神，十分肯定严嵩的诗词。
作为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严嵩的一生非常值得人们研究，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权臣或奸臣，但历史人物总是存在不同的侧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在严嵩的评价上存在争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