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得人物之一。他从湖南一个偏僻得小山村以一介书生进京赶考，二十八岁便靠中了进士，从此以后，他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直到一品官位。
拥兵30万
1864年(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克南京。当时，曾国藩拥兵30万，占据中国半壁河山，曾国藩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中持权最大的官员，超越了清初的吴三桂，足以功高震主。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李次清等曾国藩的部属幕僚人，他们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深夜求见，欲将黄袍加身与曾国藩。曾国藩面临一生的最重大的抉择，面对这些眼睛冒火热切的属僚，曾国藩十分冷静地给众人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坦露心迹，放弃了在他手上创造历史书写曾氏王朝的机会。
看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这位手握重兵的曾大帅如果顺应了“民意”，振臂一声高呼，就有机会黄袍加身，一步登天成为一帝，难道曾国藩真的没有产生这样的想法吗？
多次被劝称帝
就这件事，历史上有这样的说法：曾国荃对他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 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
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时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这一番话叫曾国荃无话可说。再说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湘系势力中许多人都曾劝曾国藩自立为帝。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浙江巡抚左宗棠曾赠一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似”字改为“未”字，退回。安微巡抚彭玉麟送密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一天夜晚，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齐集大厅，企图重演一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曾国藩未等众人开口，书写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无意自立的想法。
不仅湘系势力曾有劝进的举动，甚至太平天国阵营也有人劝曾国藩自立。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曾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也曾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没落、衰败的转折时期，此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交相煎迫。曾国藩曾因母丧返乡，却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大地，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曾国藩趁势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大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但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可谓毁誉参半。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时，就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斥其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
为何不称帝的原因
让后人产生疑问的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手握重兵，掌握地方大权，有没有过推翻清王朝并取而代之的想法？他不但自己不做皇帝，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主动解散了湘军，并强迫曾过荃离职回家。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做？一般认为有三点原因：
第一、是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使然，他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起兵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保卫明教;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保卫清政府。其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所以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若要统治者“内贤外王”，就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曾提出治理天下的办法，涉及吏治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尽管其手下部将王闿运、曾国荃等屡次劝进，都被他严辞拒绝。
第二、是称帝条件不具备。南有曾国藩，北有僧格林沁，这两人被清王朝倚为肱股之臣。当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最受器重，拥有一支以强大的骑兵为主的庞大队伍，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极强，而且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虎视东南，也使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另外，湘军号称30万，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即使曾国藩黄袍加身，恐怕也会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其弟曾国荃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落骂名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是曾国荃。
第三、曾国藩起兵是以保卫明教和忠君保国相号召，一旦称帝，实属不忠不义，大逆不道，人心必失。就湘军内部来说，左宗棠名下者为楚军，李鸿章名下者为淮军，湘、楚、淮虽有关联，但湘军实已分裂。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在华势力已决定扶持清政府。这些因素，曾国藩不会考虑不到。因此，尽管曾国荃等一再劝其取清王朝而代之，曾国藩仍打定主意不为所动。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这些是他成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思想基础。曾国藩从外表而言，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只做中兴之臣，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现在的南京)被攻陷后，还有余部三十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的东西捻军方兴未艾。国内动乱频仍，外国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中，如果曾国藩乘机称帝，战乱又起，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人民更会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也算是人民大众的有功之臣。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试想当年曾国藩如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历史将会怎样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现代人去假设，曾国藩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对得起清朝的忠臣，让现代人去骂他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千古罪人。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利，地位和号召力，加上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又大有人在，因此，他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却不敢有此念头，更不敢答应下属的劝进，还是硬下心肠，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