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把后周大军带出首都开封的理由是北上抵御契丹和北汉的联合入侵，刚走到陈桥就发生了兵变，转头回开封接管了后周的政权。史料中把陈桥兵变说成是意外，对北方来犯的外敌自然也要有个交待。于是，史载，赵匡胤称帝后，“契丹、北汉兵皆自退”。文人落笔讲究前后照应，史官治史其实也无非就是在“做文章”。
这其中有一个人物的安排略有疑点：身为后周帝国殿前副都点检(职位上是赵匡胤的副手)的慕容延钊，被赵匡胤派为了此次平北的先锋，率前哨人马先于主力大军一天出发。这支先头部队没有在陈桥或任何其他地方转向，而是真的赶到了传说中受到侵袭的镇、定二州(今河北正定、定州)。慕容延钊是后周的一名忠勇猛将，有关他与赵匡胤的关系说法不一。一说两人自幼一起习武，情同兄弟。果真如此的话，他似乎更应该留下来参加兵变，并借此成为赵匡胤登基后首批加封的开国元勋，而不应该被派往并无任何战事的边境。由此来看，另一种说法更具合理性，即此人并非赵匡胤敌嫡，且有可能对兵变的顺利进行造成一定阻碍，把他派为先锋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如果是这样，当他到达镇、定二州的时候，至少对三个基本事实是完全不知情的：一、契丹和北汉的军队压根儿就没有发动过进攻;二、他准备保卫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三、把他派出来的那个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国家的皇帝。
大宋帝国诞生的过程中充满阴谋，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比这一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宋取代后周几乎是在不流血的前提下完成的。由于每一步都做了周密部署，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大军返回开封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宋太祖兵不血刃，以受禅的形式和平夺取政权。这样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其罕见，而作为一个前后历时三百余年的大王朝，如此轻描淡写、不动声色地在一夜之间创立，更是绝无仅有。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凡政权更迭通常都要经过长期的战乱才能完成，每一个强盛的王朝都要先经历一轮天下大乱才能建立，社会动荡、经济倒退以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孟子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仅从人口一项来看，每次改朝换代都要导致一次严重的人口大滑坡。
根据有关的考证和测算，有宋之前的人口变化情况大致如下：战国时期，人口总数最高时应在3000万以上，经过秦灭六国的政权兼并，又经过秦的暴政统治和秦末战争，至汉初，人口减至1300万或更少。西汉中期全国人口曾达5900多万，西汉末年，灾害频繁加上连年战乱，到东汉初人口剧减至2100万。东汉极盛时期人口恢复到5400万到5700万，经过黄巾兵乱、群雄割据、三国混战，又降至1660万。再其后，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人口由4000万降至1200万。隋末战争，人口从4600万降至1500万，“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朝，官方统计人口最多时为5300万，自唐末军阀割据进入五代十国，政权频繁交替，社会持续动荡，中原至江淮的大片地区“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到宋初，全国人口又已降至1600万。而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规律照旧。对照这些背景，再来看大宋王朝的建立，顿觉安静祥和，简直如同一个神话。
当时开封城内也发生过一起流血事件：后周帝国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内阁听闻兵变，慌忙跑出来试图组织抵抗，结果在路上与入城的变兵相遇。赵匡胤军中有位性情鲁莽的军士王彦升，“跃马逐之”，直将韩通追到家门口，“第门不及掩”，于是将韩通及一家妻小杀掉。对韩通家族来说，这样的结果确实惨痛，但在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军事政变中，如此轻微的伤亡(且是非战斗性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宋人司马光在记录此事时充满自豪：“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尽管如此，宋太祖却并不满意，对莽撞杀人的王彦升，太祖“甚怒，欲斩之”，又有所不忍，“终身废之不用”;而对于韩通这个后周政权几乎唯一的殉葬者，则追赠中书令，“以礼葬之”。
五代时，不分帝王将帅，凡举兵入城者，皆纵兵大掠，以此作为对部下的奖赏。士兵们大行抢劫街市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谓之“夯市”(比之动辄出现的“屠城”，“夯市”已算温和之举)。而宋太祖自陈桥黄袍加身之时便与拥立他的众将士约定：无论朝庭库府、士庶之家，皆不得抢劫。于是，大军入城秋毫无犯，开封城中“市不易肆”(即店铺正常开业)。而对于混杂在市民中试图趁火打劫的个别刁顽之徒或小毛贼，宋太祖也及时地加以惩处，以维护安定。“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资。”这样的兵变不用说在五代乱世，即使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也很难找到第二例。
当然，就像宋人撰史时对赵匡胤处心积虑的谋篡阴谋着力否认一样，关于宋太祖宽厚仁和、治军严明的描述中，肯定也有大量粉饰渲染的成分，不可尽信。但是，与肆无忌惮、不加掩饰的滥杀和劫掠相比，对于宽厚仁和、军纪严明的标榜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云泥之变。阴谋和谎言有时候也可以代表境界。是故，随着大宋开国，已经在血腥战乱中挣扎了二百多年的中国人，终于重新看到了太平盛世的曙光，一个文明安定和空前繁荣的时代终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