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取得帝位以后，不断加强皇帝的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罢置丞相，政事归于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又相继制造胡惟庸、蓝玉之狱，株引牵连，杀戮达五六万人，把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宿将诛杀殆尽，从而解除了武臣对皇权的威胁。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向文人开刀。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又是从“贼”出身登上皇帝宝座的，因而一班前朝过来的文士还不愿和新朝合作，不肯出来做官。以致朱元璋下令把“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列入法律条文，加以惩处(见《明史刑法志》)。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已经出仕的文人，也并不放心，疑心这些人用文字对自己和朱明王朝进行讥讪诽谤，所以特别注意奏章的字里行间有无这类文字。
我们且看他用什么手段置人于死地。一、以附会字形加罪于人。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全盘苏合来殊域，玉婉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明朝小史》卷一)这位和尚虔诚地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结果自己的身首也被分解了。
又有一位中书舍人詹希原，字写得很漂亮。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门额，因“门”字右直微钩起，朱元璋就挑了眼，说道：“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杀之(马朴《谈误》卷四)。“门”字右直挑钩，是规范书体，千古如此，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钩起”(见吴晗先生《朱元璋传》卷首所附朱元璋的亲笔信书影)。如此，则朱元璋应自履其罪了。
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义而加罪于人。明初名儒卢熊以印文篆书“兗”字类“兗”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火，说道：“秀才无理，便道我兗(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四)。卢后仍坐累而死。
其他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谢表》，内用“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用“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节表》，内用“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贺正旦表》，内用“建中作则”被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所操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作贼”，这不是在骂他曾做过“红巾贼”么？“生知”被读作“僧知”，“圣德”被读为“僧得”，这不是揭他早年曾当过和尚的老底么？
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罪人。苏州知府魏观，因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上修建知府衙门，犯了皇权忌讳;高启为魏观作《上梁文》，内有“龙盘虎踞”字样，被认为有不臣之嫌，魏观、高启均被腰斩(见《明史桂彦良传》)否则又成一血案。
朱元璋所加给表文作者的罪名，均无事实根据，是道道地地的冤案。表文的作者本来是颂扬朱明王朝强盛和朱元璋的圣明，且文词也都是一般常用的套语，并无反明思想和讥刺之意，这一点与后来的清代文字狱则大不相同。清代文字狱，无论牵连之广，杀戮之惨，均远远超出明初之文字狱。但就事实而言，清朝文字狱虽也有一些系附会而成的冤狱，但有不少案件所加的罪名却有一定事实缘由。文章的作者或不奉清朝正朔，或斥满人为夷狄，或语含讥刺等。写书或传布之人，不少是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的，因而形诸文字，表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反抗。明初的情形则不然。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汉族士大夫对元朝没有那么强烈的留恋故国之情，“以夏代夷”，在他们看来是顺天应人的，因而不存在像清初那样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明初的文士之所以不愿与朱明王朝合作，一则是耻仕二姓的思想在起作用。二则是一班士大夫还在观望，若贸然出仕，万一朱明王朝短命，则终身背上“以身事贼”的黑锅。三是明初用法严酷，许多当官的朝不虑夕，说不定哪一天就保不住脑袋，这也使不少文士逡巡却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士大夫阶层与朱明王朝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还不至于对朱明王朝反抗、讥讽。
朱元璋出身微贱，父祖辈均是佃户，他本人从小跟着父祖为人佣作，后来当了和尚，又参加了被称为“贼”的起义军。虽说后来登上皇帝宝座，但对自己“下九流”的出身和经历，总觉得不光彩，因而总怀疑别人揭他的短。在这种神经质式的疑心的驱使下，看到臣下的奏章表文，居然处处都在讥和尚、骂盗贼，处处在诅咒朱家王朝短命。这种自卑感的变态表现，则是朱元璋本人经常把“朕本淮右布衣”、“江右布衣”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临死时还说：“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见《明史他人讲，则是别有用心地刺毁朕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