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被称为“平民皇帝”，他甚至被一些旧式史学家捧为“民族英雄”。这类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根据。元廷灭宋，朱元璋在元末抗元起义中，削平群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不正是“民族英雄”吗！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的家庭层次低得不能再低，穷得不能再穷。他当叫化子讨不到饭，当小和尚化不到缘，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冷汗淋漓。他的投军，最初不过是混碗饭吃，哪有什么雄心、野心，后来居然打下了江山，这都是给环境逼出来的。这不是“平民皇帝”又是什么！既然是穷人出身的皇帝，对百姓总应该好点。现在让我们揭开史书一层一层的面纱，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公元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之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黄河工地为中心，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元廷虽然派兵镇压，但是起义军此伏彼起，元廷穷于应付。四年之后，起义军首领刘福通部打出“反元复宋”的旗帜，拥宋徽宗的后裔韩林儿为帝，在亳州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各地起义军虽多使用龙凤年号，不过是遥相呼应，虚张声势而已，大家仍然是各自为战，并未听从大宋政权的指挥。
朱元璋自己没有任何本钱，投身的还是一个小首领郭子兴的队伍。作为郭的贴身卫兵──亲兵，由于忠心、作战勇敢，他逐渐取得郭子兴的信任，娶了郭的义女马氏为妻。郭子兴死后，他取而代之，自己就有了本钱。在这一场大混战之中，朱元璋的表现如何呢？当时他的根据地在今安徽省的中部，如果他真正是抗元的“民族英雄”，那他进军的矛头应该直指北方──元廷的所在地。但是从他率领郭子兴的部众开始，到他于1368年登上帝位之前，这10余年间他的进军方向始终是向东──打张士诚，向西──打陈友谅，向南──打方国珍，从来没有向北进军去打过元兵。
这些行动是不是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造成？不，这种“不打元兵，专打友军”的做法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个“既定方针”是由他的一个同乡同宗儒士朱升代他拟定的，有史为据，有案可查。朱升向他建议的行动纲领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自己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然后一鸣惊人。从后来朱元璋所吟的《菊花诗》看来，他对朱升的建议已经心领神会。
从许多有记载的历史事实看来，朱元璋也是诚心地奉行这一斗争策略。在许多抗元起义军纷纷北上之时，他按兵不动，坐视友军与元兵血战，付出重大牺牲。在友军互相火并之时，他又拉一方打一方，从中获利。他从起兵到登上皇帝宝座，一共15年。前10年中，他在夹缝中生存，坐大;到后5年，他才重拳出击。1363到1364年，他消灭了陈友谅这一股势力，尽得江西与两湖之地;1367年，他又集中力量，一举消灭了张士诚和方国珍两股势力，取得江苏、浙江、福建这一大片地方。
10多年中，他一直“缓称王”，只打“大宋”的旗帜，用“龙凤”的年号，让刘福通、韩林儿做自己的挡箭牌。待韩林儿兵败前来投奔，他觉得这个傀儡已无利用价值，就害死了韩林儿，自己先称吴王，再登位做了大明皇帝。这时南方已被削平，消除了后顾之忧，他才大举北伐，挥军直捣元廷。经过十几年的战斗，许多勇敢北伐的起义军早已击破了元兵的主力，再加上元廷的大将“窝里斗”愈演愈烈，已经无力对外，朱元璋大军北伐，如入无人之境，坐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光荣。
朱元璋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不仅摘了许多“大桃子”，而且坐得“民族英雄”的美名。十几年中，他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如果和元兵接触，他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请看《明史.大祖本纪》中的一段记载：1354年冬，元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进而围攻六合。这已经威胁到朱元璋的根据地，他不能不介入，与元兵发生冲突，缴获了许多马匹。他因此觉得不妥，赶快进行了补救。派地方父老牵牛担酒去向元将谢罪，并送还所获马匹，还向元将解释说：“我们之所以守城，是在防他盗(实指友军)耳！”当时元兵正集中力量打击张士诚，也不想过多追究，此事才过了关。请问：这样的民族英雄，是不是要打折扣？
朱元璋多次在文告中说“予本布衣”。在封建社会里，“布衣”是指的无官无爵的老百姓，劳动人民，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看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而是一个不务正业无所不为的流氓无产者，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清代的史学家赵翼说得好：“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既是一代开国之君，赵翼不能不奉承一下，所谓“圣贤豪杰”是虚，“盗贼之性”是实。至于“布衣之性”，他是从来就没有的。称他为“平民皇帝”，不太妥当;像鲁迅等人那样，称他为“无赖皇帝”、“流氓皇帝”，庶几近之。
认为这位出身微贱的皇帝会对百姓好一点，未免太天真了。不要说对老百姓，请看看他对共同打江山的弟兄们，对自己的三亲六戚，对为他办事的文武百官又是如何对待的？史书上明文记载：百官每日早朝，必与家人妻子诀别，朝罢无事归来，相庆又活一日。那么，为免每日提心吊胆，不当这个官行不行？也不行。当时又有这样的规定：凡“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一律处极刑。你“不为君用”，就是看不起我这个皇帝，那还了得，杀无赦！
朱元璋嗜杀成性，杀人是每日必修的功课。至于杀人多少，则视他的心情变化而定。如果上朝之时，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说明情绪不错，杀人将不多;如果玉带吊在肚皮以下，说明心情烦燥，大祸将至，人人变色。他每日必杀人，只有杀多杀少之分，要想他不杀人是不可能的。被杀的对象是哪些人？首先是共同打江山的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历代有之。但是杀功臣之彻底，朱元璋堪称古今第一。除了少数几个人侥幸病死外，可谓一网打尽，寸草不留。而且株连甚广，胡惟庸、蓝玉两案，前后株连四万余人，明初的功臣宿将，包括亲朋故旧，一时俱尽。至于那些儒生，本来就看不顺眼，说错了一句话，杀！写错了一个字，杀！至于罪名，那就不必多说了，既然皇帝要杀你，当然是你犯了该杀之罪，何必再问！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以杀人为乐事，并其乐无穷。我想不妨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他自己的的心理状态两方面来找原因。
遇到大的灾荒，人们易子而食的事历代有之。但到了元末明初，居然出现了以人肉为美味的记载。请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一书中的如下文字：“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来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作者后来还在明朝当了官，文中虽未明言，但记事的时间地点正是朱元璋活动的时间与地方。所谓“淮右之军”，当然包括朱元璋的队伍。大概在从军的10多年中，朱皇帝已经尝够了用各种方法烹调的美味人肉。既然无辜被吃的人都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不先宰杀而活烤活煮，是为了味美可口)，有罪受刑的人受一点折磨又算得了什么！朱皇帝能够发明许多前无古人的酷刑，也许正是受到这些活烤活煮的烹调方法的启发吧！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不断地杀人，生命不息，杀人不止，他的遗嘱中的“优危积心”四个字最能说明他的心态。他出身下层社会，从小吃了不少苦，也受尽了凌辱，对社会充满了猜疑和仇恨。以后在不断地残杀中夺得帝位，时时害怕别人来报复他，长期在恐惧和防范中过日子。要想有安全感，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地杀人。古今中外许多杀人魔王的心态大都如此。杀人魔王当了皇帝，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命运竟然由这样的人来掌握，真是令人揪心。
在史书上，御用文人对于任何“太祖高皇帝”都是一片歌颂之声，不必多说;但是民间对于朱元璋的评价又是如何？作者和这位朱皇帝谊属同乡，从小听熟了凤阳花鼓。鼓词曰：“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600年来，大家对于这首鼓词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不管如何解释，结论大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朱皇帝带给老百姓的不是幸福，而是祸害。不管什么阶级──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同样受害，并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