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一时，吴仲义带着一颗绝望和破碎的心，踩着后楼高高的、用锯末扫得干干净净的水泥楼梯，一步步往上走，直走上三楼。
三楼静得很。一条宽宽的走廊上，一排同样的小门；六七间房屋都在朝南一边。这里平时没人办公，房门都上着锁，里面堆放着珍贵的绝版与善本书、旧报刊杂志、破损的书架和桌椅、节日用的灯笼彩旗与画像、收集上来的大件古物以及乱七八糟、积满尘土的旧杂物。其中有两个房间曾是家在外地的单身职工宿舍，后来这几个职工或是结婚，或是设法调回家乡，早在文化革命前房间就空下了。里边只有几张空床、脸盆架和单身汉们扔下的破鞋袜；屋子中间还扯着磨得发亮了的晾手巾用的弯弯曲曲的铁丝……所里的人很少到这儿来，除非逢到酷热难熬的伏日，一些离家路远的人才爬上楼来，在走廊的地上铺张报纸躺下睡午觉。这儿又清静又阴凉。把走廊两头的窗子一开，还有点穿堂风呢！真是个歇响的好地方。故此所里的一些人称这儿为“北戴河”……
几天前，紧靠走廊西端的一间小屋腾空了。搬进来一个上了两道锁的大档案柜和四张书桌，几把椅子，作为工作组的办公室。这三楼就变了另一种气氛。
两个小时之间，吴仲义经过最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彻底地垮了，不再怀疑那封丢失的信已然落到贾大真的手中，任何自寻慰藉的假设都被自己推翻，也不再存有侥幸逃脱的念头。刚刚贾大真那些凶厉的话把他最后一点妄盼平安的幻想也吞没了。他自首来了。
当他站在办公室紧闭的门前，不知为什么又变得犹豫不决，两次举起冰凉的手都没有叩门。
屋里坐着两个人--贾大真和赵昌，在等候他。好象把炸药扔进水里，爆炸声过后，只等着他这条鱼儿挺着淡黄色肚皮浮上来。
贾大真听见了门外轻微的响动，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的眼睛顿时亮起来。他等了半分钟，不见动静，猜到门外的人在送死之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便故意对赵昌大声说：
“他再不来坦白，下午就开会。”
赵昌不明白贾大真为何这样大声说话。这当儿，门板上响了几声叩门声。
“进来！”贾大真马上叫了一声。好似见了鱼漂儿跳动，立即提竿。
门把儿转动，门开了。吴仲义走进来，面色惨白地站在贾大真桌前。赵昌这才领略到贾大真刚刚大声说那句话的用意。不禁对这位工作组组长的机警和精明略略吃惊。贾大真板着脸问吴仲义：
“你来干什么？”
“我，我……”吴仲义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坦白的话到了嘴边忽然消失了。“我来汇报思想。”
“噢？”贾大真瞧了他一眼，“你说吧！”
“我，我思想里有问题。”他说，一边搓着手。
“什么问题？”
“现在没问题。以前，以前我上大学时，我当时年轻幼稚。 比如，我对国家的体制……我认为咱们的体制不够健全……我还……”吴仲义吭吭哧哧地说。由于他没准备这样说，愈说就愈说不下去。
经验丰富的贾大真单凭直觉就看出吴仲义身上有种不甘于毁灭的本能在挣扎着。他忽然打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住吴仲义的话。把脸拉下来，装得很生气那样严厉地说：“你，你想干什么？你来试探我们吗？告诉你，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掌握了。我刚才在你们组里说的那些话，就是指你说的。你直到现在还耍花招，居然敢到工作组摸底儿来！我看你非走从严的绝路不可了！你平时装得软弱无能，老老实实，其实反动的脑袋比花岗岩还要硬！你这些话我不听，你要说就对赵昌说吧！”说着气呼呼地站起身向门外走。临出门前，他在吴仲义背后，从吴仲义瘦削的肩上递给赵昌一个眼色，意思叫赵昌从旁给吴仲义再加些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