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怡微
1.
1993年的一个清晨，我开始独自穿过田林东路去上学。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班级的教室门口开始挂起一块小黑板。那是一块名副其实黑色的、薄薄的小黑板，与如今相对高级的、墨绿玻璃做的“黑”板不同。小黑板的上面用白色粉笔写着我的名字，以及每日会轮换的其它人的名字，诸如：“今日迟到：郑小洁，马丽君”，“今日迟到：郑小洁，刘琼琼”……它仿佛还写着“明日迟到：郑小洁，###”我也因此开始有了一个称号，叫做“迟到大王”。
对此不好看的记名批评，我的心里毫不愧赧。我并没有晚于从前起床 ，亦没有在上学路上张望。依然是听到闹铃就十分紧张地睁开眼、刷牙、吃泡饭、出门、走过十三村的巷子、从一个山东裹饼摊头经过，到平成阁豪宅（据说那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要100美金，简直太可怕了），过马路，走过菜场，再到学校大门口时恰好打完铃。若是我母亲愿意骑脚踏车送我，那么我就能早到5分钟。
她不但没有，还常常忘记叫我早些起床 。
我母亲是为了回避一个人才不再送我上学，她在我的脖颈里用红绳子挂了一把钥匙，嘱咐我走到田林东路时，脑子活络点，跟着阿姨爷叔一道过马路。每次放学路上总有好心的阿婆看看我胸口的钥匙，问我：“妹妹自己开门啊！”我便很骄傲的回答：“恩！”。
“人小得一点点，就要自己回家，作孽唻！”阿婆喜欢补充道，“要不要吃一串里脊肉，便宜哦！”
我母亲躲避的那个人后来我每天都能见到。他长相有点凶猛，脸上的纹路好像烟火随着鼻梁盛开。我不喜欢他，因为我母亲也不喜欢他。他有个胖墩儿子，在我教室楼下念一年级，我们在小荧星艺术一团一 画画时候认识，但也没有什么一交一 情。那个时候我觉得小胖子都有点呆。
我同意去学画画源于父母亲的一场吵架。父亲抱着我到浩清图书馆门口散步，禁不住好看阿姨的游说，突然就为我报了名。回来被我母亲臭骂，虽然她并不知道好看阿姨的事，她只是更属意我去学个钢琴，且已经托人付了钢琴的定金。后果可想而知，我只能大声说，我一定要画画，也一定要弹琴，这才平息一场风波。
至此我的整个童年彻底丧失了礼拜天。长期奔波学习 的劳累又几乎令我母亲变得十分暴躁，那是一温一 婉外表下吓死人的火山岩浆，可惜这种危险只有我和我父亲看得到。于是我的艺术学习 ，一开始就带有了某种赎罪的意味，仿佛践行一个我原本也不太理解的承诺。但事实证明，我母亲的选择是对的，首先卧槽琴的声音在家里刺耳的回荡，这便减少了大人们大声说话的几率。其次，因为我父亲一时一胡一 涂导致我开始画画还给我母亲惹了些小麻烦。
“那个人”认识我们以后，硬是把儿子送到我的小学念书，我母亲决定至此不再送我上学。
我不知道他们是从那天开始决裂，但每日，“那个人”只是远远看看我，又望望我身后，没有表情，也从来没有问过我问题。我知道他也许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于是感到慌张。越是慌张，越是不敢走快一步、走慢一步。就是刚好那个点，我可以远远看到他看我，他骑着28寸的黑色脚踏车，在我们校门口的右拐道，看我一眼，然后，踏上就走。我心里想，今年我上二年级，所以，我和这个人就这样对望着，起码还要望三年。真吓人。而那个小胖墩阿呆看起来，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他每天都好像一个肉一球一样从大自行车后头的竹编座椅上跳下来滚进学校，速度比我快个一分半。而他一进校门，大门就关了。所以，他们班级的小黑板上，我还没看到过他的名字。
但他也没有当上过升旗手。
我的小学，位于田林东路十一村的小菜场尽头，一块小小的地，盖着小小的房屋，外墙被漆成红色，好像颤颤的腐一乳一。那时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当上班级的升旗手。这个愿望竟然很快就实现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上班干部。这个愿望也很快就实现了，我当上了班级的小队长，负责大扫除时本小组的指挥，以及午餐时去食堂拎一铅桶汤。
因为什么愿望都能轻易实现，令我挺喜欢我的小学，赛过什么愿望都实现不了的家。
上了二年级以后，我最大的愿望，变成了能成为学校广播台的主持人，可以每天放国歌、放眼保健一操一。我的朋友琪琪，就住在我们家前面一栋房子里，是我们班上的大队长，大红人。她不仅当过十几次升旗手，而且还是那种可以真的摸一到绳索升旗的人。每次一交一 接仪式上，大队主席老师都说，能不能摸一到那根绳索，都一样，五星红旗带给大家的光荣是同等的。我觉得大队主席说出了我最想知道的话，也十分到位地安一抚了我的心。那根绳索，每周一清晨升旗完毕之后，其实谁都可以走去摸。我摸过那条绳子的次数远远胜过琪琪。虽然我们的光荣依然是同等的。
我和琪琪在二年级下的一次烈士林园扫墓活动中，正式成为了朋友。琪琪浓眉大眼，还绑着两条很紧实的麻花辫，跑步快、嘴巴甜、会跳舞、识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和我住得一样近，每天都不迟到。我问她，“烈士陵园的人怎么那么少？”她答：“那是烈士陵园呀，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都死啦！你见到的死人多，还是活人多啦？”我心想，那当然是活人多，我问她：“这石头下面埋得真的是人吗？”她说：“是啊！”我又问她：“那他们的鲜血都拿去做五星红旗和红领巾了吗？”她斩钉截铁说：“是啊！”我吓了一跳，心想那么多少先队员都有红领巾，要花那么多烈士的血啊！但我觉得琪琪不会骗我，于是又问：“那怎么样可以成为广播台主持人？”琪琪说：“送一支口红给刘老师就可以啦！”
琪琪也画画。但我们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学习 ，她在市少年宫。她说她画的画被贴在少年宫的门口，那个图画上还写着“张英琪，7岁。”为此，每次母亲说要带我去少年宫玩，我都不愿意。怕她看到那幅画。但我心里还是很喜欢琪琪的。我觉得她是我们二（3）班最优秀的女孩子。
2.
每天放学时回到十四村，我都能看到琪琪的爸爸。他在我们新村正门口开了一家熟菜店。那是一个玻璃房子，只留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口，放着一台秤。琪琪的爸爸坐在那个玻璃房子的外面、也就是小窗口的旁边。他手里捧着一只木头小盒子，有可以移动的木板，放着营业的钞票。
我每天都和他说话，但从来没有胆量仔细看看那只小盒子里的钞票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和母亲塞在地毯下面的那些比起来谁藏得会更多。但我心里隐隐觉得，琪琪家比我们家要有钱。琪琪家是个体户的事情虽然很新鲜，但整个新村的人都心照不宣。它甚至还影响到了我家的秩序。彼时我母亲还在无线电厂上班，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头发一丝一样的线路放在一块白色灯光板上装模作样看一看，再敲上一个“检验”的蓝章，一个月赚800块钱。我去过厂里玩，看母亲整个下午都做同样的事，问她“你不戴眼镜真的看得清楚吗妈妈”？
“要你管。”她答，“眼睛大的女孩子都不喜欢戴眼镜的。”
也许她是对的。于是我只好小心望了一眼那些复杂的线路，它们镶嵌在绿色的硬板上，据说会抵达千家万户。也就是在我每天和“那个人”相逢打心理战的时候，我母亲跳槽去了合资企业上班，每月收入到了2000块，很多人都羡慕她，她却假装淡淡地说“啊呀老厂效益不好，只能过去先做起来看看”。“合资”二字在上海话听来，就是“盒子”。“盒子”又令我想起琪琪的爸爸手中捧着的木头方块。这样的盒子也许象征着某种命运。至少，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好一点。
可父亲却不这么看。许多日子以来，他都闷闷不乐，成天猫在家里打一手掌机。我在心里很希望他能够来接我放学，他却总似在生我的气。只有在母亲回家前20分钟，他才舍得放下手头的俄罗斯方块，或者插在电视上搏击的魂斗罗，用一只湿一漉一漉的拖把把地板弄一湿。这样，母亲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水渍，便不会怪他好吃懒做。
糟糕的是，母亲到了“盒子”上班后，越来越没机会准时回家看到父亲一精一心布置的那些水印。她每天回来时，地板早已经干透了。我的心情总是随着水的蒸发而变得越发惶恐，我虽然觉得父亲装模作样不好，却也不喜欢母亲加班。每到那时，父亲也与我一起发呆，我们一起守着热腾腾的饭菜看完晚间新闻、新闻透一视 ，直到天气预报都播完，父亲才会沉沉地对我说“丫头，你先去吃”，每到那时，我会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然后我只能开始一胡一 乱弹琴，叮叮咚，以搪塞他的叹息。叮叮咚。
但我并没有像外婆那样劝他去找一个工作。他也没有像外婆一样劝我不要再和妈妈睡一张床 。
在无数个等待的时间里，随着父亲，我看了风风火火的甲A联赛（十几年后我发现他一妈一的原来场场都是假球），也看了无数场红歌演唱会。我父亲总说，还是毛主席的时代好啊，而后嘴里就哼上一段。我说我们学校也要表演《红灯记》的，他便要我唱出来听听，但我一开口，他就笑翻，说我演的一点不像李铁梅。他说自己要是到了日本就改名叫鸠山峰，因为他在假肢厂表演时，就老被分配演鸠山。
可鸠山是个坏人啊。在我心里，只有像“那个人”一样的人，才能叫做鸠山。但我却不能和父亲这样说。他下岗以后，我总是没法开头同他说些要紧的话。
3.
在那个清晨，当我看到“那个人”终于向我走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虽然我早就觉得这一天会到来，但真的身临其境，依然觉得惊心动魄。“那个人”没有骑车，他目送满头臭汗的胖墩滚进大门后，我看到他手里擎着一只砖头似的大哥大。于是我突然想他在小一便时，难道还一手擎着那个黑玩意，一手把着那什么吗？那真是太滑稽了，当他那张盛开烟花般的脸向我行来时，我竟然满脑子都是小一便和大哥大之间关系的事。以至于不自觉还尿了裤子。
我知道“那个人”为什么到我面前后不由分说揪起我就走，也知道他知道我没有喊叫的原因是因为根本就认识他好久。我看着他粗一壮的胳膊，脑子里过电一影 一般想象出了许多华丽的画面，包一皮括刘一胡一 兰被铡刀铡死、董存瑞炸碉堡、邱少云被火烧死、雷锋最不堪被电线杆子砸死。总之他们的血被染成了我脖子上的红领巾，现在我的血恐怕也要染上一条，到那时，我脖子上的钥匙圈也会成为壮烈的象征。而后许许多多中小学走廊里，都会挂起我微笑的海报，注释着我说过的语录。
“那个人”把我安放在学校门口的小树林里后，不停一搓一手。半晌问了我一句话，“你现在晚上和谁睡？”
“芬迪克……”我颤颤地回答。
“那是什么玩意！？”他没好气地问。
“我的大象。”我答。
“就你和它吗？”他又问。
“还有妈妈。”
他想了会，又问，“那你爸睡哪儿呢？”
“妈妈旁边！”我假装不假思索。但其实我撒了谎。
而后我看到他的表情变得有些狰狞，狰狞中又带着为难。他突然放开了我，示意我快点走，又陡然叫住我，说“你爸一妈一要离婚了你知不知道啊？”我湿着裤子，箭一样地奔向校门口，但已经来不及。因而那天的小黑板上，又赫然写下了我的名字，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
4.
从那个梦一般的早晨之后，我开始变得非常讨厌胖子。我喜欢在体育课上看胖子跑步，跑得快要厥过去的面目，会让我觉得好安心。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过那么一个早晨，我竟然和“那个人”单独说了几句话。但事实是有过的，至少我尿湿的裤子可以作证。那种湿一漉一漉的感受，往后似乎绵延了我整个童年。我回去以后，还丢一了并没有与我睡觉的芬迪克，一抽一出了它肚子里的棉花。
每天，我依然和父亲一起等地板上的水干，在他去厕所小一便的时候，我会故意把地板再拖一遍。我母亲的桌上有时会出现口红、有时是香水，她第一次带我去逛徐家汇新建的东方商厦时，我觉得一点也不开心。吃了肯德基，也觉得很难过。
中秋节的时候，我打翻了班级的一锅汤，后来被免职。琪琪很同情我，对我说，没关系，你可以送老师一瓶香水，这样就没事了。我觉得琪琪真好，她总能给我指一条明道，但在那个湿一漉一漉的早晨以后，我也不太愿意听她的建议了，主题班会她要跳《我的祖国》，让我当伴舞，我也不太高兴。没有什么原因，或许我只是觉得，和升旗、当英烈、当干部相比，还是爸爸比较重要。
我每天依旧会路过琪琪爸爸开的熟菜店。但琪琪的爸爸似乎也是在那一天过后，变得对我异常关心。他常常用油纸包一皮一块红肠、方腿给我，他店对面的里脊肉阿婆，常常也会卖我三根，只收我两根的钱。我很感激他们，却也极想踢翻他们手里的木盒子。
在琪琪的推荐下，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可以摸一到绳索升旗的真正的升旗手。时隔不久，我也恢复了继续拎汤的职务。一切仿佛一点都没有变，回到原点，又仿佛彻底变透透，再也没有转机。
在我要升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件大事。“那个人”的儿子，被怀疑受到家庭虐一待，引起了八方注意。我心里很疑惑，为什么他饱受虐一待还能这么胖，但后来报纸上说，他“被服用”大量避孕药，导致肌体紊乱。我母亲也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件事，她冷冷地说，“我就说画画有什么好学的，以后就停了吧，弹弹琴就好了。”
父亲只顾玩手掌机，头也不抬。
“你听到没有啊？”母亲说。
“恩。”我答。
“呃。”父亲答。
父亲突然问：“你不是以前说他人挺好吗？不是说他儿子画画也好吗？不是说他们家都用上大哥大，很有本事吗？不是说你们没有联络了吗？这报纸上并没有说学校人名，你怎么知道是他，是他儿子，是画画出的事……”
我的心逐着父亲的声音一点点变凉，就好象地板上逐渐干涸的水汽。关键是，我到底该帮谁，该站在哪边，该怎么变成水汽消失在这恐怖的氛围里。
5.
四年级学期末，父亲问我要跟谁一起生活，我哭了。母亲问我要跟谁一起生活，我也哭了。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在很久以前的小树林里就知道了这件事。但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并没有因此而不开心，还光荣地度过了一整年。在这一年中，我每次听到国歌声都心潮澎湃，每次去烈士陵园扫墓都最积极。我虽然觉得当英雄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但还是好想英勇地死一死。临死前从兜里掏出一张入一党一 申请书，一交一 给泪眼模糊的父母说，“请帮我一交一 给组织，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不要离婚。”
我一直记得父亲离开家前，问我要了一本《新华字典》。他是提着箱子走到门口，突然又折回来。把我抱到床 沿上，从书架上一抽一出两个版本的字典，左手一本1985年版，右手一本1992年版，问我想留下哪一本。
“丫头，1985年啊，是你的生日年，1992年呢，是你要上小学，爸爸给你买的。你说，你要哪一本，爸爸就拿另一本走。”
那一刻我看着他的脸，是真的有点难过。我想，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看球、唱戏、装模作样拖地板，其实是等母亲回心转意了。我甚至不知道，他这样整装待发，究竟要去哪儿。他到底有没有打算，好好找一份工作？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讨厌别的同学问我爸爸的工作是什么，我不喜欢假肢厂，这听起来好滑稽，所以，下岗也没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因此不喜欢他。但这些话，他都没有问过我啊。他只问我好几遍，是喜欢红的，还是白的，是喜欢85年的，还是92年的。我作为一个选择障碍人，真适合把名字写在黑板上，挂在家门口、学校里，挂在脖颈中：
“今日不选，郑小洁”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