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怀慎是唐玄宗开元初期的宰相，他在职期间，不经营产业，衣服、器物上没有金玉做的豪华装饰，所得到的俸禄，毫不吝惜地给予需要帮助的亲戚、朋友，以至于老婆孩子经常缺吃少穿挨饿受冻，有一次卢怀慎生病，同事去看望他，见他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没有挂帘子，正好有风雨刮来，他只好举起席子遮挡；天晚了家人摆饭招待，只有两盆蒸豆、数碗蔬菜而已。对此，《旧唐书》史臣给予了卢怀慎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汉代“公孙弘之流”的廉洁人物。然而，在晚清大臣曾国藩看来，卢怀慎并不值得称道，因为他虽然廉洁，却并不是“贤孝”的人。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这样说到：
澄弟认为我升官得差，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孝也。如以此为贤孝，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也可以称为贤孝的人了吗？
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史，滋养出两种很奇特的东西：一种是忠君思想，一种是官僚主义。忠君思想让人痛恨奸臣，官僚主义叫人企盼清官，因此，像李林甫这样被公认的奸臣，说他不是“贤孝”的人，很多人并不感到意外，但把卢怀慎这样廉洁的官员和李林甫划到一个行列，认为他和李林甫一样也不是“贤孝”的人，这就难免叫人犯糊涂，甚至难以接受。其实，曾国藩所言并非耸人听闻，他认为卢怀慎不是“贤孝”的人，自有他的判断标准。在给他弟弟的书信中，曾国藩的话明一半暗一半地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
1、我曾国藩当然是“贤孝”的人，但我的“贤孝”，不是因为我坐在了这个位置上，而是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恪尽职守；2、李林甫、卢怀慎之流当然不是“贤孝”的人，他们的不贤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位置，而是因为他们在已经得到的位置上没有履行职责。
这两层意思，概括为一点就是：一个“贤孝”的好官一定是在其位谋其政的人，否则，便有负皇恩俸禄、愧对父母教诲，就是不“贤孝”。其中“谋”的判断标准，看动机看行为看成效，“贤孝”的好官不光要廉洁，还要能干事；不光要勤勉，还要干好事；不光要务实，还要干成事。
卢怀慎和姚崇搭了班子后，每每遇到公务，都事无巨细地推给姚崇处理。卢怀慎外号叫“伴食宰相”。显然，这是一种讥讽。
为相三年，卢怀慎能拿到台面的事儿有一件，“荐贤”，在临死前写了一封“遗表”，向唐玄宗推荐宋璟等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平时的卢怀慎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快咽气了，才想起了这档子事儿？
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坚决主张杀虫抗灾，焚烧掩埋，杀死蝗虫一十四万石，取得了抗灾的初步成果。卢怀慎说：“蝗虫是上天降的灾，岂是人力能消除的？杀虫太多的话，有伤和气。”你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姚崇据理力争，卢怀慎终于把嘴闭上了。
嘴闭上了，心服了吗？他对姚崇是嘴服心不服。《旧唐书·姚崇传》这样说到：“怀慎既庶事曲从，竟亦不敢逆崇之意。”一个“曲从”、一个“不敢逆”，说明了一切问题。曾国藩说卢怀慎和李林甫一样，不是“贤孝”的人，正因为此。